香港局勢：與「六四式鎮壓」的距離
身為獨派，經常鼓勵同道多閱讀、勤觀事，察知本地與國際局勢。
勇敢的「反送中」青年於7月1日短暫佔領立法會後，翌晨親建制議員集體受訪鏡頭後的鼓譟不安，加上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稱港警對佔領立法會處置得宜、未有釀成「香港版六四」，多少反映議會親中派在壓力下的想法。
那邊廂的中國，由國務院港澳辦強硬發言，外交部示意該談話得到中央背書；在此敏感時期，中國《解放軍報》7月2日於官方微博貼出駐港部隊稍早前出動三軍，於香港附近海空域聯合巡邏的演練照片，7月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也以駐港解放軍開放日為題，宣稱「祖國好，軍隊強，香港才能好！」。
《華爾街日報》根據種種跡象，直指中共政府評估特區政府無法壓場，意圖指點干涉香港甚至直接參與鎮壓；前美國駐港總領事、前美國在臺協會處長楊甦棣(Stephen Young)更出言示警：香港現況非常危險，北京或以公共秩序遭破壞、港警能力不足為由出動駐港解放軍鎮暴，港人將因此喪失自治。《路透社》6月中曾引述美國高級官員透露，若中國軍警取代香港警隊實施鎮壓，將考慮作出制裁，某程度是對北京的阻嚇。
與此同時，輿論界浮現一則截然不同的傳聞：《蘋果》引述消息人士稱，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再度南下督師，既申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控制局面不力、親中傳媒以至中聯辦維穩失職，並向特首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許流血。
中共修例態度堅決
上述的訊息矛盾，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分析？
是次《引渡條例》修例變局，關鍵人物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外，並非盛傳於6月中旬G20峰會前、6月30日七一遊行前夕兩度南下的韓正，而是早前陪同習外訪中亞、為「一帶一路」籌謀的楊潔篪。
從組織架構與人事組成而言，中共對境外工作單位的層級順位，大致如下：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雖名為處理外交事務，但主要負責對美關係) ．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請留意，前兩項(美、臺工作)均由習近平親自領導，而次一級的港澳事務，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主理。然而上述機關，不約而同均由楊潔篪擔任副手重要位置。那是習近平的布置，安插近身以便洞悉決策過程，並適時向他直接匯報。
楊潔篪曾任駐美大使、外交部長、國務委員，於十九大升任政治局委員，是習瞭解對美、臺、港澳事務的理想人選，亦可見其將三項事務納入通盤考慮，「政策一把抓」，讓決策如臂使指的安排。
前身為中央港澳小組的協調小組，是2003年7月因應七一遊行改組而成，轄下有18個部門，旨在調整港澳工作體制及重心。創立以來除習近平外，歷任組長(曾慶紅、張德江、韓正)均屬江派人馬，難免遭當前「定於一尊」的習警戒猜忌。
故此韓正名義上雖兼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但以他在政治局七常委中敬陪末席、「習王體制」及「小組治國」架空國務院權力、人大與政協的政商人脈均由習系控制底下，權力大幅被削，港澳決策還得惟習馬首是瞻。
是以，消息指韓正主要負責傳令，甚至如《香港01》所言早於七一遊行前已到深圳掌握情資，是合理描述。然而能否迅速決策，則顯然不符「國情」。
回看中共對修例態度，事實上一直沒有退讓。
除了外交部發言人多天來的答客問、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對外宣傳以外，包括七常委的韓正、汪洋，分別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修訂「兩個條例」(《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從事務分工而言，汪洋現為全國政協主席、 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本應與中共向外宣稱「香港自主修法」關係不大，他的功能主要是因應事態安撫港區政協人心，對港做政策宣導及統戰工作；負責港澳事務的韓正表態，才比較指近中央意旨。
這是第一重。
對香港抗爭定性，中共正官媒在6月12日金鐘大型衝突過後，《新華社》及《人民日報》評論，僅引述香港親中傳媒及輿論意見，跟從香港政府形容事件為「騷亂」。6月14日，《人民日報》以香港分社採編中心主任張慶波署名文章，將事件描述為「暴動」，而不是吳秋北形容的「顏色革命」，但依然不是由北京一錘定音。
不過在7月1日佔領立法會過後，7月3日同樣由張慶波撰文指攻佔立法會為「暴動」，另由評論員文章批評為「暴力衝擊」，兩篇皆明言此舉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與港澳辦說法一致，並強調中央支持特區政府及警方依法究治。央視《新聞聯播》更是破天荒連續數天播放譴責衝擊立法會的新聞及評論，可謂響起法度收緊的警號。
這是第二重。
武嚇背後，反映管治焦慮
因何思考中共派遣軍警鎮壓，並非止於六四陰影。
七一遊行前夕， BBC記者問及中區副指揮官辛子健，警方會否借用境外資源協助，他說漏了嘴一句「It’s a good idea」回應，引起疑竇；《852郵報》游清源也錄製影片引述小道消息指林鄭曾要求中共派遣解放軍協助。其後，特區政府矢口否認報道，並強調全屬謠言。
WSJ訪問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明言中國俗諺曰「事不過三」， 倘若特區政府無法掌握情勢，北京政府「將採取行動」。他在《紐約時報》訪問中也坦承中共不可能無了期等待，是時候採取必要措施「恢復秩序」。
作為體制內學者基地之一的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其作用之於香港，與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之於臺灣類近，功能兼具政策研究、對象統戰、訊息傳遞等。故此宋小莊對外媒的言論，頗有參考價值。
何謂「事不過三」，或可從現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的昔日文章推敲。《求是》該文將「非法佔中」、「旺角暴亂」、「港獨活動公開化」、「立法會議員侮辱民族」等事件，視同衝擊「一國兩制」底線，措辭態度比昔日回應2003-04的七一遊行更加嚴厲，與今次立法會佔領後官方反應不謀而合。
明居正的評論雖有許多認知誤差與偏見，但篩選過後部份分析倒是可取，例如他推測中共下一步布置的根據，排行輕重如下：
一、擔心香港本身陷入管治失控 二、香港「反送中」抗爭會否延燒中國境內 三、江派會否伺機以香港議題作反習理由 四、外國勢力會否干預
估算之中，以首兩項為先。
平心而論，英國最近的外交態勢轉趨強硬，既與香港局勢轉壞有關，亦涉及莊漢生(Boris Johnson)與侯俊偉(Jeromy Hunt)爭逐下任首相寶座；美國的動作，觀乎總統杜林普在G20大事底定暫時休兵，因著貿易協議反而成為相對溫和的強硬派，回應較諸共和、民主兩黨鷹派的堅決委婉，即使《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或其他制裁得以生效，也需要時日通過，遠水難救近火。
至於江派問題，黨內亂鬥未必是首要考慮，一如上述對港澳小組的人事布局，削權及安排親信是制肘韓正的有效手段。
反而擔心香港失控、一如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蔓延成席捲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有跡可尋。
G20過後，觀察林鄭及其手下動向(安撫警隊、堅拒設獨立調查、七一旗照升兼封會展)，推斷除了極力粉飾太平以外，將針對示威將轉向強硬。雖然立法會升級一役戰略部署上看似「柔和」(暫時退卻避免大樓內衝突，後以催淚彈、棍、盾驅散)，但警方旋即拘捕涉及佔領或網絡傳訊的市民，政府新聞處刪去記者會的問題紀錄，一下拆穿早前政治公關營造的緩和假象。
對中共而言，暫緩修例相當於撤銷，也就是變相退讓；如今已無讓步餘地和退路，本應暫時裝作容忍，給予充足時間來冷卻公眾情緒。過往面臨大規模抗議，特區政府也是在民眾情緒和關注度消退後，方採取大舉羈押、攻擊或以其他方式懲罰領袖人物及隨機檢控，以儆效尤。
即使罷免被認為危機管理不力的官員，中央政府通常也會避免被視為立刻屈服於公眾壓力。2003年，《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引發七一大遊行後，北京仍先支持時任特首董建華，兩年後才悄無聲息地迫使他辭任。
但今時不同往日，衝擊立法會隱含挑戰中國在港主權地位的意味，林鄭月娥及其他司局長是否下臺，或者再多的公關手段(包括約見學生會代表、中聯辦會見黃絲、尋找中間人接觸青年、甚至直接與參與示威者見面)，已無法解決問題。中國對革命烽煙的傳遞，恐懼日深，甚至擔憂會否進一步影響管治威信。從6月網傳維吾爾的維穩密件內容，可見一斑。
墮入極權主義死循環
假設真的由中共出手，由習近平發主席令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解放軍出城，情況將會如何？不妨看看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中國的未來》描述自鄧小平起近代中國政治演化如下：
鄧小平提出政治經濟「改革開放」 — 自由的新威權主義 (後來因為八六學潮，煞停政治改革，採取「經濟自由化，政治保守化」的所謂「中國模式」)
八九民運，鄧小平下令血腥鎮壓 — 後天安門時期的新極權主義
江澤民、胡錦濤時期 — 由強硬的威權主義到軟威權主義 (繼續「中國模式」，但由於黨內出現改革派，於是有了自上而下的有限改革，權力下放，社會亦出現有限度自由)
習近平時期 — 恢復強硬威權主義，甚至朝新極權主義邁進 (修憲、取消主席任期、小組治國、國進民退、國家提高AI等監控、社會信用制、新疆西藏集中營……)
一如前述，中共會否直接插手，視乎他們判斷「港人治港」能否維穩，其主觀因素(維穩)的考慮比客觀條件(內外阻力)更為優先，誠如習近平年初所言：「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定海神針』」，是他判斷有效管治標準的不二信條。最近參考案例，如武漢政府出動防暴武警、坦克鎮壓民眾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及發電廠的示威。
若認定香港陷入「無法管治」的失控狀態，他們將不惜一切手段，主動派遣駐港部隊甚至從北方調遣軍警維護主權及領土完整。若然再加上屠城，那麼中共的管治，以至中國的命運，就會因事件觸發的骨牌效應(如經濟雪崩)，在引爆全面政治危機後岌岌可危。
以上種種，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在威權甚至極權面前，我們必須做好萬全準備，以及最壞的打算。
如果抗爭是漫長的話，痛苦將同樣漫長。可惜香港人對後者不存任何心理準備，而往往僅側重前者。「戰役」一場又一場，但從來攪不清楚「戰爭」的本質是甚麼，也沒有從多年的教訓中真正「覺醒」過來，直至有生命一一犧牲、自由一一喪失，方始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