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MIRROR撲飛實名制 降社會效益

最近香港人氣組合MIRROR宣布，將於7月底至8月初舉辦一連12場的紅館演唱會，全民撲飛潮瞬間展開。早在演唱會未正式公布前已經謠言滿天飛，指有錢都買不到票；亦有指一場演唱會最貴區域，定價1280元的門票被炒至過萬元，所以自主辦方一公布舉辦演唱會後，不少人希望會採取入場門票實名制。康文署表示為打擊門票炒賣，主動與MIRROR演唱會主辦機構商討售票安排，並歡迎主辦機構改以實名制售票，以減低門票炒賣機會。

資源分配辦法多

如何將資源分配給有需要的人，是經濟學的重要課題。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社會，市場是解決資源分配的有效方法。演唱會飛有限，想睇演唱會的人很多，那麼市場價格應該調整，即加價，加到大部分人因為太貴不捨得買，餘下認為物有所值的人買到門券，問題就輕易解決。

但是，當因為外在原因，主辦方不能或不願意加價的時候，如何分配演唱會飛，不是一個簡單問題。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情况叫「供不應求」，或叫短缺（shortage），但這些都是一種說法而已，因為這些說法都沒有說明邊個有得睇。

問題解決的方法有很多，排隊就是一個方法，又或者申請信用卡以巨額簽帳換取入場券，跟內部售票人員相熟，或者買「黃牛飛」等等。更誇張的方法，可以是粉絲大打出手搶飛（以武力分配）。以上行為，統統都符合短缺這概念；但邊個可以入場睇，上述每種分配方法的結果都不一樣。

低於市場價格售票 致租值消散

經濟學家張五常研究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定價太低，市場會出現「非排他性收入」（non-exclusive income；或尋租行為中的「租」(rent)）。假設門票原本值1500元（市價），但定價只是1000元，那麼誰買到門票，誰就淨賺500元。由於官方只是定出售價，沒有指明這500元誰屬，所以這500元稱為非排他性收入。因此大家都會用各種方法，去爭奪這500元。爭奪是有交易成本的，在爭奪過程中，這筆錢有一部分會消散；而分配方式，往往是在當前的限制之下，以非排他性收入消散得最少的方式進行。

舉個例：如果用售票處賣飛，一人限買一張，先到先得，而每個人排隊的時間成本都一樣，那麼大家都會去排隊，而花在排隊的時間成本剛好是500元，因此大家排隊的500元加上票價1000元，剛好是市價1500元。通過排隊這爭奪方法，那500元完全消散在排隊的時間成本上。

又例如，其他情况不變，有人游手好閒，排隊的時間成本比其他人低，其他人的時間成本是500元，他的成本只是300元，那他就會買到一張門票，然後可以轉售給其他人。這個人就是排隊黨了。如果轉售價格是1450元，那排隊黨轉售獲利150元。原本500元的非排他性收入，消散了450元，剩下50元，這樣比起買1500元的門票划算。因此，付錢給排隊黨排隊，比親身排隊好。

分配方法 以較低交易成本為佳

想帶出兩點。第一，採用實名制杜絕第二種情况，其實是禁止讓時間成本低的人，代替時間成本高的人排隊。雖然大部分人都討厭排隊黨轉賣圖利，但這安排卻能減少交易成本。

第二，上述分析是基於一些交易的限制，例如「一人一票、先到先得」等，在不同限制下，會產生不同分配方式，造成不同程度的非排他性收入（即上述的500元差額）的消散。如果政府嚴懲炒賣黃牛飛，執法和巡查等，亦會產生其他交易成本。

簡而言之，以低於市價出售門票，較好的結果反而是有人袋走了中間差價，起碼還有價值；如果是因為限制以非市場方式令不是最想要的人得到門票，反而貶損了門票本身價值。例如，假設有「鏡粉」願意以1萬元一張購買，但實名制導致門票落入一個非鏡粉手上，而非鏡粉只願意用原價購買，惟非鏡粉不能加價轉售到鏡粉手上，非鏡粉的享受遠不如鏡粉，鏡粉不會因省卻了1萬元而高興，反而因為搶不到門票非常失望，世上的效益少了。

黃牛黨如遇到願意花費1萬元入場的鏡粉，可以把門票抬價到遠遠高於市價，社會大眾或會認為這行為在道德上存在問題，但並不損害社會效益。如要杜絕黃牛黨，應改善售票制度，例如加價或拍賣，以較低交易成本的方式，而非以實名制降低社會效益。

租務管制限制價格 有類似效果

順帶一提，另一個常見的非市場定價是租務管制，其分析與上述的差不多。由於一般租務管制會限制租金或其加幅低於市場價格，而管制沒有訂明誰享有這價格管制所引致的非排他性收入（即市價租金和限制租金的差額）。業主只要與某租戶簽訂租約，租戶就享有非排他性收入，所以想承租的租戶就會爭奪這筆收入，而最終導致它部分或全部消散。

租戶其中一個競爭方法，就是向業主承諾準時交租。有時業主揀客，會傾向租給有固定收入的租戶，如教師、公務員等，這令弱勢社群承租有困難。另一個競爭方法，是由租戶向業主繳付「鞋金」、「匙金」等雜費，用來吸引業主把物業租給他們。

政府最新推行的劏房租務管制條例訂明，業主不得向租客濫收雜費。但根據上述分析，租戶是心甘情願繳交這些費用，以換取承租權和享有租管的優惠。這個觀點甚少被人注意。

參考資料：Steven N. S. Cheung (1974).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17, №1, pp.53–71.

（轉載自2022年5月31日《明報》論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