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批判二三事
（註：本文為facebook網誌文章留存）
September 13, 2015
其實沒有時間，但為了偷懶，我還是補足這篇總是得寫，早就在寫，寫了快半年，這輩子沒想過會寫完的文章好了。
關於批判，無論批判的對象有多麼深刻，永遠比不上批判時心靈扭曲的程度來得影響巨大。就我自己認為，其實正是這種與己類同而又必須加以命名挑出分析，連著神經血管瀝血挖出放在光下細細查看，必要時嗅聞咀嚼辨味，甚至予以消化吸收的，永遠不可能舒服暢快，甚至連悲傷或憂心都顯得淺薄的歷程，才是批判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當然，一般我們碰到的狀況不會這麼血腥。但在說到批判的重量時，卻不能離開類似的情景。
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位退休的義工太太，退休前做的是老師，閒不下來於是就來協會免費教書。這位顯然是土生土長的法國白人，與熱愛中國文化的美國籍黑人先生，日常的娛樂就是收看各式各樣的紀錄片、劇場表演、大大小小的展覽，健談的太太不吝於跟我們這些外國人分享大大小小的知識、社會情況、人文景象。或許是老習慣導致，她在說到比較罕用字彙的時候會特別加強語氣，不時糾正我們的語法錯誤，樂意提供修改文章的服務，還會摘自己院子裡的玫瑰，從兩百公里外的老家一路帶來送給我們年輕的實習生。
她自然不會排斥任何提到社會問題的場合或紀錄作品，對各國的藝術、文化與生活情況抱持極高的興趣。但在某一個場合，她在我跟一群法國人大談中國政治現況時提早離場，悄悄和我們工作人員說某些場合最好還是不要談政治；然而這至少好過另一位退休心理醫師，不知為什麼就跟我們提到應該反對同性婚姻不然下一步是否就是跟羊結婚的奇幻邏輯。
我跟這位太太每週一起工作、時常聊天，聽她在法國國鐵罷工時不悅地說著這些五十歲就退休的工人還罷工真是醜聞，在法國化工廠恐怖攻擊事件後也聽了她瑣碎叨念了十幾分鐘的電話。然而每次看著她，我卻不由自主地會想起述說這些教師都是承接布爾喬亞文化，沒有那樣經濟實力卻刻意模仿的小資產階級；以及在某些地方，尤其是不願在這些人之間生活的人們，拿著口號當令箭，趾高氣昂斥罵別人小資產階級反動毒害社會的惡劣嘴臉。
我們能夠面對自己沒有任何反感的人，還依然堅持批判的韌性嗎？或者，在批判的對象之間，能足夠敏銳地辨識出自己其實能予以同感的人嗎？這種應該非常簡單的問題，在現實裡卻不可能會有簡單的答案。而在現實裡，我們的選擇太常是刻意忽略這類問題發生的可能性，或許是為了保護自己批評對象範疇的完整，或許是天真地相信批判應該要為了讓這個世界更簡單，或者就純粹是逞一時痛快。然而刻意忽略現實的結果，若不是強硬地拒絕基本邏輯，結果在更複雜的現實襲來之時徹底失能或陷入荒謬；要不然就是任由批判工具徹底碎裂，在不同時機採用不同邏輯，只為了情緒所需，癱瘓批判的最後一點效用，連帶耗盡別人為批判投入的一切心力。
對著遙遠的人斥罵，永遠是批判最廉價的形式。隔空分類械鬥的惡果，除了對他人的傷害毫無所動之外，在內部的鄉愿與盲目程度也必然急遽升高，說到底就是某種我群反省付之闕如的效果。如果只是因為智識、注意力、學術訓練或單純因為時間不夠所以無視，那只需要理解和糾正；如果是刻意忽視好保存最大的傷害能力，這就遠離了基本的批判目標，將自己框限在無從修正的戰場對陣姿態。
也就是，進一步說，這不只是面對自己沒有任何反感的人，甚至是在面對自己有所反感的人時，是否能維持批判韌性的問題。批判自然無法與批評者分離，但批評者作為個人，不可能從頭到尾只具有一種判斷/好惡的面向。而當單一判斷在長期積累下逐漸宰制個人視閾的時候，甚至是個人刻意假扮成自己被單一判斷宰制的時候，這不只會對批判產生問題，還有可能會產生讓個人進入法西斯式框架的危險。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是在這個框架裡，我們無法拒絕依賴權力。
宗教、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我群中心，甚至政治信仰，都具有類似的危險。這裡在質疑的，並不是個人憑什麼擁有這些信念，而是為什麼要將這些信念視為最高原則或視為決定其他標準的理性第一序。對單一原則，有時形式是簡短口號、有時是狹隘視野，有時是自足邏輯的信靠，從來都是為了指向某種想像中的政治結盟與擴張，而這類結盟的目的無非在於掌握某個知識領域裡的權力。一旦真誠的與假扮的單一原則個體們自認掌權之後，便違反了一切有關於批判的作用。批判不是掌權，批判不是奪取，批判甚至不會是有建設性的。批判的目的是為了打開一個朝向域外的裂隙，建設性有可能在批判之後出現，但不會存在於批判本身，因為那並不在域外。
於是所有神聖的也都是邪惡的。因為神聖強說自己身處域外，又將域內的自身視為倒影稱作邪惡。而無論是有關於神聖的或俗世的價值，批判絕對不是附屬於價值好惡的工具。人們早先用所謂「客觀」的概念來企圖分化出實在而獨立的批判，而今我們對客觀已經厭煩。這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是除此之外，我們並無意發展出其他工具來取代當時意欲實現的效用，反而讓相對的，原先還多少受到不完整的「客觀」概念所侷限的感受性掛帥策略，肆無忌憚地蔓延整個言論空間。
當批判連結上感受性，會產生什麼危險？原則上，當某個人的邏輯背後存在某種第一序的，不可質疑也不可損傷的概念時，這個概念的包容性，基本上就決定了整體邏輯可用於討論的有效性。同樣相信猶太 — — 基督 — — 伊斯蘭的神，有些人能接受大爆炸的宇宙創造論（依據神的旨意），有些人連人類出現之前存在其他生物都無法接受（神幾乎同時創造了人與世界），甚至還有要靠摧毀既存文物來完滿自己信仰神話的（在我的神以外沒有其他信仰存在）。明顯地，在這三者之間，議論自然與人類關係的可能性就會有極大的差距，遑論對其主張論點提出批判的後果。特別是在邏輯高度封閉的情況下，這個後果對批判是有絕大意義的。不只是因為對其批判可能引起的壓迫，更重要的是，在某個空間裡，無論某種論述是否掌權，封鎖討論機會的行為，既是壯大權力最好的方式，同時也是阻礙批判實現任何功用的最有效障礙。而在此同時，任何具有阻礙功能的論述，同時也必然包含某種自認為批判的眼光。
當然，並不是任何以感受性為基礎的批判就必然無效。有時，感受性也是聚合同感的有效工具。論述架構在越普遍的人性上，所引起的同感也會越廣泛。然而這種同感，特別是被發言者與聽眾誤認為同意時，感受性便容易逾越論述的內容或邏輯。這類論述於是只能為社會的道德面服務，在只具有單一道德面向的社會裡，或許能增添論述力量，但在眾聲喧嘩的今日社會，則多半只能成為道德壓迫的預備論述。如果我們還同意公共論述有考量少數的必要性的話，以某種感受性為基礎的論述，其中勸服的性質，甚至抹消的意旨，只能跟隨各人不同的感受性而行。既是各人不同，彼此說服甚或只是溝通的基底也就蕩然無存。
感受性的影響不止於此。除了作為論述最初始的基準以外，它還會決定論述可以使用的詞彙、可以宣稱的目標，乃至於發言者可以同意或理解的範圍為何。簡而言之，它能侷限論述運作的範圍，持續企圖縮小論述的自由程度。這個效果在採行二元對立語彙的論述裡最為明顯：當論述決定了兩個對立項目各自的意義範疇之後，發言者便可以在操作中開始將相近意義的詞彙歸給兩方，透過長期的發言者問答與交換，逐漸把對兩方距離無法確認，甚至跟兩個意義範疇不甚有關的詞彙或敘述都加以歸類錨定；經由錨定的元素，便可用以將所有論述，無論有關與否，都將之分類為較偏向於對立項目中的哪一方，如此即可保障論述大量生產也不至於偏離論述設定時所根植的感受性。
這即是意識形態的常見生產方式，也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生活中意識形態無所不在的理由之一，因為它模擬了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分類之必須，並在其上加入政治後果。這裡必需與「政治性」辨明，政治性是語言運作在政治場域裡實現的效果，意識形態的政治效果則是外加的、旁註的，是意識形態企圖完滿自身，而對各種論述的特定政治性分別指定的獎懲制度。其工具包括道德、倫理、規章、法律，或任何具有持續性的規範。
然而這類相當戰術性的操作，卻時常被認為是戰略層面的運籌帷幄。這當然有部分是源於為意識形態服務的虛偽榮譽感所致；另外一部分，則多半是由於意識形態的操作，尤其是那些因為牽涉政經利益而高度發展的意識形態，多半都有著遮掩其他場域利益流動的策略性目標。而遮掩其他場域的最好方式，無非是把實際只在戰術層次進行的操作提升至戰略層次，讓第一序的，包含意識形態與其他場域的戰略顯得較不重要，或根本不需重視。個人的榮譽感必須提到最高，追求榮譽的個人們所造成的集體效果，便只需要使用各種託辭便能輕易加以掩蓋。
這便是第二種感受性的效果。因為它源自日常生活語言的建立模式，因此無法依據某種原則將其全部抹消。而在我們無法抹消之處，它又會反向侵入日常生活的語言，將自身平庸化，讓日常生活的論述吞併，反而達成意識形態佔據日常生活世界的目標。
至此為止，都還是在論述的邏輯可以自足的前提之下。但在批判的概念裡，我們可以觀察到另外一種意識形態運作的形式。在這種形式裡，邏輯成為可以任意重組的戰爭機器，其中的零件可以隨意丟棄拾回，藉以達成最大的政治效果。
若說關於公共的論述需要多考慮集體而非個人能製造的效果，發言者的思考則永遠必須以個體而非集體的角度出發。原因無他，只因為代表集體的思考永遠只能服膺於某種想像，而在論述交換時確立這種想像的過程，便正是扼殺個體思考的唯一理由；被確立的想像，在歷史中沉積越久，就會包含越多邏輯性與非邏輯性的，對個體的壓迫。這並不是要求我們去除一切同意、說服、引用、接收、互相理解、組織群體或設立規範的可能性；相反地，是為了要更明確地運用這些交換行為，但同時瞭解到個體與群體，或個體與個體的關係永遠存在距離，必然有不同於個人思考的慣性；同時也是為了不讓個人形成這種假想：由於各種原因組織而成的群體裡面，每個人都應該自然服膺於「共同」想像或意識形態中的每個細節。
事實上，社會是這樣的組成：在這台尚堪運轉（或有人會主張它注定崩潰）的機器裡，不只有維繫運轉效率的元件，同時也有反向運轉、無關功率純粹裝飾，或甚至彼此拮抗的元件。而這些都是很正常的。因為社會裡的每個元件都有自我。若要設定某種藍圖而要求所有元件只能發揮指定的功效，便必然需要違背、壓制或扭曲某些元件的運轉狀態。這便是意識形態或單一邏輯最大的問題所在：集體所遵循的，無論是被強加或共識產生的藍圖，都可能無法滿足，或甚至積極扭轉部分元件的存在狀態。
道德論述或意識形態，原來是為了協調社會裡各行其是的元件，使得整台機器能維持運轉，並完成指定功能的藍圖。然而在現代國家形成後，社會逐漸開始需要生產某種總體控制與整體運作的想像，譬如二十世紀初期後的社會，因此而更激烈地透過規範，在一切社會層面上，要求一切社會「正常」成員排斥一切與「敵人」有關的元素。在國家與群體意志成功滲透的所在，主權逐漸由遵守並活用規範的主體身上，遞移到給養並運用主體的規範之上。這些規範在掌權初期，尚且需要某個道成肉身的虛擬形象加以代表；直到總體動員完成之後，便藉由法律體系的形式與「法治」的意識形態神話來維繫權力。這並不是說，有某個可以名狀的「規範」怪物掌控了人類社會。規範可以變更、可以徹底改造，也可以同意某些以往不同意的事，承認某些以往不承認的價值，甚至對抗以往奉為圭臬的條文。規範唯一必須維護的就是它的邏輯自足性，以及受承認的合法性。這些必備的素質，因而也是它最大的問題所在。
而批判，或許是在這個論述領域的格局裡，唯一可能的救贖。然而批判仍然是一種論述，只是相較於其他論述更多點反省的潛力。如果批判沒有成為域外的理路，反而企圖與侵蝕日常生活世界的意識型態合流的話，很容易就會失去這種潛力，繼承它的結構、傳遞同樣的道德規訓、運作出類似的社會效果。不幸的是，在由單一意識型態宰制的社會裡，就算是非宰制性意識型態看來都像域外；多種意識型態並起的社會裡，則是每種意識型態的支持者都以為自己已經身在域外。
並非身在域外卻覺得自己是，這就創造了機會，掩蓋自己其實徹底貼合某種意識形態機器。而當意識形態機器又與日常世界的運作形態貼合，身在域外的想像又讓人採取批判的姿態時，便造就了以批判為外表，其實內裡充滿了彼此相抗元素，蹣跚行進的論述機器。這並非暗示批判只能具備單面向的邏輯，而是意在指出，批判並不是以模仿社會結構為目的的裝置。社會結構是面對如何排列擺置所有成員的現存運轉形式，意識形態是基於某種信仰而組織拼湊的戰爭機器，批判則是指出現有形式或戰爭機器裡，何處存在彼此相抗的機構，或為何部分元件會被／必須被壓抑或扭曲，乃至於人們提出的藍圖如何反對社會運作的論述。當論述必須確切地指明某個問題所在，它必然會同時失去在當下社會運作中的位置；它需要建立某種可供堅持並可供反覆證成的理性原則，否則無從將某個現象標定為問題；而像社會或意識形態那樣涵括一切說明一切的需要，則自始就不會存在。
但是在當代，偽裝成批判的意識形態機器數量，卻遠遠超過有效的批判。因為它比大多數的論述建構都要來得更簡單：不但可以模仿，甚且可以寄生在內部缺乏協調的機器之上。這造成的結果，就是出現了大批自稱為批判，卻能包含諸多自我矛盾的元素，還可以裝模作樣地指出問題所在。常見的情況是，偽裝的批判宣稱某種原則指出某個問題，但其內部實存的矛盾裡卻早已存在同樣的問題。譬如指責民族主義之害，卻明確信仰另一種民族主義；痛恨儒教主義，卻把聖經當成神的話語；努力探索超越蘇格拉底的論述，卻把伊斯蘭文化打包視為不可侵犯的傳統；曾努力反駁許多人嘲諷紅衫軍是凱道夜市，卻對318學運的民眾捐輸嗤之以鼻。
文章都已經看到這裡，你還覺得這些事情根本不能拿來比較嗎？
而正是這些偽裝成批判的論述，癱瘓了許多可能作為原則的批判基礎。或簡單地說，只要偽論述主張任何原則，由於其結構性的效果，就等於這個原則即將癱瘓失能。當然，在實作上並不會如此簡單，譬如還有維護的問題：越多人努力維護的偽批判意識形態機器，越不容易被揭穿底牌，也會有越多自我潤飾的論述元素加入，甚至生產出大批憤怒的敏感戰士，只要聞到一點風聲就瘋狂攻擊。這些都能延長機器的合理性與壽命。
採用這種運作形式，自然是因為它簡單有效。當然，也有些時候，發言者真的認為這是某種可行的批判形式。他們不只模仿意識形態機器的構造，還同樣採用了以個人信仰為基礎的指導方針。這裏並不是說，只要有信仰，批判就不可能；而是批判不能只為了服務信仰，就斷送自身指明問題的潛力。而信仰在這個運作裡還有另外的作用。作為一種只有個人心理狀態可以證實，也有權拒絕不信者想法的感受性，信仰，不管是宗教的或是世俗的，總是在人類歷史上扮演著阻礙與外部交流 — — — — 在單一信仰或信仰結盟時反對域外，在多元信仰時則彼此排斥 — — — — 的，名為道德的感受障壁。信仰的障壁，透過懲罰跨界、美化自身實踐，以及指定非理性感受核心並透過菁英交流建立核心象徵系統、賦予正面價值並要求予以信仰時，便完成了以障壁為界、以善良畫皮、以感受性氾濫為最高溝通原則的感受性壟斷現象。
當然這種圈起論述地界的障壁並非永遠屹立不搖。信仰若要自我維護，必須允許個人走出屬於自己的詮釋路徑。當然，那還是要以核心象徵以及被壟斷的感受性為基礎。然而當個人掌握詮釋的生產工具時，便有機會改寫核心象徵的符徵，並修整信仰的對象，甚至讓信仰對象成為可被言說，因此可受辯駁的物件。而這並不保證能從信仰之中解放。已經修整的信仰和未經修整的，只要不互相打壓，只能因此迫使信徒的共通感受範圍逐步緊縮。當然這也不代表信仰就會因此消失。緊縮有其限度。至今我們所見的許多信仰，尤其是跟各種政治經濟資本有關的，多半都不會死滅，只會在不同時刻以或多或少相異的面貌重新出現。
然而，世俗的記憶，特別是理性的世俗記憶，就沒有這樣的優待了。由於理性的世界依舊存在於我們的假想之中，而我們又特別允許信仰、感受性壟斷等偷渡理性障壁的現象存在，上面提過將發言者與發言內容剝離的「必要的」扭曲，會進一步變形，稱已集體想像為基礎的發言者為個人，用來代換抽象的感受性，並藉此宣稱理性的非法性質。這與理性直接侵犯個人存在的狀況有所區別，是以個人的實際存在來命名感受性的抽象存在，但實際上仍然企圖在抽象層次上運作感受性論述，將個人存在貶低為空虛符號，因此也抽空存在的符指的行動。
在經過這些代換之後，主體便成為集體的代稱；其個別能動性即使不是完全消失，也將隸屬於集體能動性之下。這並非隱藏的秘密。事實上，正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操作者明確理解到這點，才能夠有意識地收編，並在集體的層次上操作個體能動性。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記憶失效的問題。
相反於我們對「極權」或「統治」的一般想像，最有力的意識形態作用，並不是從上到下的命令與圉限，而是個體認為由自己所選擇的行動，卻在完滿意識形態一事上，遠大於在自身之上所能成就的。其中，特別是關於記憶的操作與實踐，便是意識形態操作的基本功夫。
記憶並非用來對抗遺忘的武器。記憶即是遺忘。要改變記憶與遺忘的分佈，可以提醒、可以刺激，也可以灌輸；但這些行動所牽涉到的，是一次政治行為，而非單純的恢復或修正。就算名為召喚，在召喚時所使用的論述元素同樣有選擇與構作等行為，同樣為了召喚者的意識形態而服務。在召喚的行動裡，既同時指出記憶與遺忘的範圍，同時提醒何者被遺忘，說明何者應納入記憶，以及主張記憶與遺忘所應該有的某種樣貌。
因此，當某個政治場域的行動者們都習於把這類行動視為政治操作的一部份，卻又弔詭地肯認召喚現象的透明性與普世正當性時，便會開始試圖藉由這種正當性，來推行為自身意識形態服務的記憶與遺忘的藍圖。
於是便產生了我們常說的雙重標準、洗腦教育、有色眼鏡等狀況，以及從這些狀況衍伸出的所謂亂象。說到底，這都是政治意識形態操作下的正常產物，而我們幻想中的某種缺少這些現象的良好政治，卻不但是種有缺陷的政治體系想像，反而更鞏固意識形態鬥爭合理性的功能，並隱藏與自己同一陣線掌權者在強化亂象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