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我在國際特赦組織擔任募款員

這是2015年12月底我在校內發表的一場演講。當時主辦單位訂定的主題是旅遊，大部分人都分享自己在外交換或是旅行的經驗，而我選擇的是 — — 暑假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經驗。

大部分的台灣人一聽到國際特赦組織幾個字時，都只有厭惡、反感。也因此，我很少向人提起這段經歷。但這段經歷確實有它珍貴、特別的地方，包括走出同溫層直接站在街頭面對最真實的民眾，以及遇到一些一起為理念而奮鬥的夥伴等等。很榮幸有機會能夠站在台上和八九十個人一同分享這兩個月，不長卻很深刻的經歷。

上大學之後，我便一直努力地在追尋自我，想辦法成為心中理想的人。為了找出真正有興趣的領域，文學院、商學院、法政學院，甚至是農學院我都曾經去修過課。而除了課業之外，課外活動我也不曾缺席。我是登山社的成員，也曾經到國小當過兩年的故事志工，寒暑假若有機會也會出國走走。

雖然旅行的經驗不少，也很值得分享，但這次我選擇與大家分享另一種形式的旅行。

大部分的旅行都是以人為移動點，到處去各個地方旅行，吸收經驗。但旅行其實也可以是以人為定點，由各個願意走向我的人，帶給我他們的經驗。

想了很久，最後決定要和大家分享暑假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工作經驗。

大家有聽過國際特赦組織嗎？

它是全球最大的人權組織。1961年時，一位律師Peter Benenson，當時看到兩名葡萄牙學生只因自由而舉杯就被逮捕，因而在英國所成立的人權組織。以非暴力的抗爭方式，像是連署啊、寫信等活動，幫助世界各地的人權受害者。舉凡言論自由、身體自主權、同志權利、兒童權利、居住權利、酷刑、死刑等等都是組織關心的議題，所以不論是政治犯、同性戀還是一般民眾，都是他們聲援的對象。

因為人權的迫害者，通常都是政府或是企業，因此他們不接受任何政府及企業的捐款，必須在街頭上向民眾小額募款。

而我就是那個站在街頭的募款員。

在街頭工作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兩個月，帶給我的影響及感受卻很深遠。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我在這兩個月所學到的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台灣人普遍缺乏同理心。

在街頭工作時，我們不是直接拿著募款箱或是直接問路人願不願意捐錢給組織。我們通常都會架一個海報在路邊，在附近廣場邀請民眾幫我們連署當期較緊急的人權案。如果他有興趣了解國際特赦組織，我們才會進一步向他介紹組織工作內容，接著才會詢問他有沒有加入組織的意願。但是我通常在第一關就會卡關！

記得那時候推的連署案是布吉納法索女性避孕的問題。因為社會文化、經濟條件等關係，布吉納法索的女性幾乎都沒有辦法避孕，有的甚至到生了兩三胎，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避孕。但是當我提到布吉納法索是西非的一個國家時，有時候收到的回應會是：「哎呀，非洲沒救啦！那裡就是比較差！」或是「黑人就是基因差，不然為什麼他們都沒有科學家？」

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們以為很理所當然，大家應該都會這樣想或是願意身體力行的事，在一些人眼裡根本沒有必要。

第二件事是，台灣人普遍缺乏國際觀。

我們的海報上印的是翁山蘇姬，有一次有一位民眾，就站在海報前面看了好久。而有這種行為的人，通常都是因為他對組織有某種程度的興趣，我們就會主動過去跟他聊聊。結果沒想到，那位民眾一開口便說：「這個緬甸是小國家，沒有用、沒有用。」聽完那句話，我心裡第一個想法是：「台灣也很小呀！」不過還是笑笑地跟他說，「可是翁山蘇姬年底就要帶領她的政黨參選了耶！還是有希望的！」可惜，那位民眾依然堅持小國家沒有用。

另外，我們在做連署的時候，也會遇到民眾拒絕。有時候是因為他們對議題不感興趣或是太忙沒時間停下來，但也有的時候會有人直接回應我們：「國內問題就這麼多了，幹嘛幫助國外？」當然，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但是幫助國外更是一種循環。當初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就是德國分會協助我們度過難關的。那時候他們在海外一樣也是用像這樣的方式，幫我們連署、邀請大家寫信然後再一併寄到政府機關。大家可能也會懷疑這樣真的有用嗎？政府真的會感受到壓力嗎？據學校國政所一位老師所說，她當時也在政府機關上班，確實有收到國際特赦組織的信和連署。因為數量很多，代表眾多的國際聲音，自然也會產生一定效力。

我自己還有做過一個實驗。就是分別詢問外國人和台灣人有沒有聽過國際特赦組織？結果外國人都會用很高亢的聲音回應我：「Of course! It’s very famous!」而台灣人大概就是高中生因為課本剛好有寫到，會很高興地跟我說：「有呀！老師有說！」

撇開國人普遍沒有閱讀國際新聞的習慣，其實從這些小事或是小觀念也可以知道，我們真的很缺乏國際觀。

在這兩個月裡，我也有遇到一些很棒的事。

像是成功讓一個人從不關心人權，到願意關心，甚至每個月定期捐一百元。還有遇到民眾願意留步，一起交換人權相關意見，都會讓我很開心！

有一次中午，我們駐點在美麗華附近。有一位上班族應該是午餐休息時間出來晃晃，我們就這樣在路邊聊了起來。從大太陽，到飄細雨，聊到最後真的下大雨他才離開。他的想法跟我們很接近，都很認同人權應該成為普世價值，唯獨廢除死刑，他還沒想到一個比死刑更好的解決方法。

而這也是普遍台灣人民最難接受的議題。每次說到這個，兩邊都會有種無法溝通的感覺。但是這位先生不會，他很理性，也很願意討論。最後我也跟他分享，其實廢除不廢除死刑這件事，就是兩個對立面，沒有對或錯。像是鄭捷，他是跟我同高中的同學。雖然不認識他，但有看過這個人，身邊也有好朋友以前都和他一起玩。當時捷運案發生時，我們全部人都很震驚，但我只有一個想法：不知道我們以前有沒有錯失拉他一把的機會？我覺得這也是發生社會案件時，每一個人都應該先問自己的，而不是一味的說：「哎呀，這個就是要判死刑啦！」畢竟仇恨最終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要解決問題，還是要從根本原因去檢討。而我當時問自己的問題，在今年四月看報紙時也得到了解答。鄭捷的辯護律師說，「鄭捷唯一不想殺人的時期就是高中。」我最後和他分享了鄭捷的事，他也有聽進去，不管他最後認不認同，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這些和路人相互交流、討論，或者只是很單純地和他們分享國際特赦組織在做什麼、人權工作又是什麼，我認為都是很好的事。因為唯有透過討論，我們才知道別人的想法是什麼，進而才能保留自己原有的優點，再與其他人的優點結合，慢慢塑造出一個接近「完美無瑕」的良善價值觀。

「要讓社會越來越好，一定要營造出一個友善的討論空間。」

這是這份工作，這趟旅程，讓我學習到最重要的一課。

而要營造出友善的討論空間，就得身體力行，跨出那一步、多與人討論。等到大家都習慣討論，不論認同與否，至少不會再一聽到「人權」二字就直搖頭說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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