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賭盤》

這文章主要關注作者的個人成長和家庭關係的部份而已， 其他內容則不是以我的身份和能力足以討論。

作者沈棟的成長十分特別。沈棟於六十年代的上海出生，爺爺戰前於上海曾開律師樓，在上海法租界擁有物業，家族就算不是顯赫也算是上流人士。文革時期，他們一家被打成黑五類，律師樓被關閉，物業也被收走，更被故意分配居所於前自家房產的小角落。作者在這個家道中落下出生。

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描述自己的原生家庭狀況。作者父親小時在飢渴和孤獨中長大，充滿童年創傷，慢慢開始害怕與周遭的人建立密切關係，有意無意地刻意與世界疏遠。相反，作者母親的外公居於香港，剛好當時國家十分需要海外華僑提供外匯資金，而對「愛國海外華僑」的家人相對寬鬆，作者母親因此在成長中免受太多苦難，個性開朗﹑社交廣闊﹑人緣甚好，與作者父親的性格形成強烈對比。

「香港的文化與中國大陸顯著不同。在上海，我與朋友總是勾肩搭背逛街，相互介入個人事務。個人隱私的概念在大陸基本是不復存在的。香港則是另一個世界。我記得有次試圖用胳膊摟抱我同歲的﹑住在同一幢公寓的香港男孩，他像被電擊一樣地跳開驚叫『你要幹什麼？』」

作者十歲時，母親說要帶作者到香港探親，實際上是藉著一個機會到離開大陸到香港定居。作者在沒有心理準備下，自此以後與童年好友分別。

來到香港的作者一直奮鬥，最終能夠入讚皇仁書院。後來中學畢業後，選擇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被西方的個人主義所影響，但作者有感自己的性格更適合在亞洲發展，因此畢業後決定回到香港工作。

「經商天才與政治權勢的結合，是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必然途徑」

作者回港後進入外資公司工作，後來多被公司派駐中國大陸開發大陸市場業務。一開始，在香港和美國成長的他不習慣大陸的經商文化而遇到不少困難。與其他地方比較下，在大陸做事更講究「關係」。

「我對如何與中國大陸同輩打交道毫無概念，他們對我而言是不同族類，我感到在他們面前，自己就像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外星人」

作者在大陸商場打滾著，雖然擁有過人的頭腦和商業觸覺，但過程吃力不討好。作者的人生轉淚點，在於一次傾生意下認識到他的前妻段偉紅。段偉紅出身平凡，但憑藉對人的觀察入微、過人的膽識及純熟的交際手腕，地位和財富一路躍升。

「我們都感覺到，我們彼此吸引是因為著重於思想和智慧的交流，勝於心靈層次的戀愛。」

作者與前妻的關係更像是最忠實的商業伙伴。段偉紅教曉了作者在大陸經商的禮儀，也指導了作者如何閱讀對方的想法和需要，在別人開口前已為對方打點好需要，與對方建立有用的關係。

「段偉紅曾經開導我，在人生起伏動蕩中，如果你不欠別人，別人大概也不會欠你，那麼你將無法建立任何深入的人際關係」

作者像突然開竅般，認識到與中國大陸的達官貴人打交道的方法和規矩，在大陸經商開始得心應手。而他與前妻縱橫北京商界，發展大量房地產，成為炙手可熱的商界伴侶和商業夥伴。

「我是中國人，但在西方接受教育，可以被稱為局內的局外人﹑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有著特殊的價值」

他們的成功，靠的是行之有效的分工合作。作者擁有具創意的商業頭腦以及良好的管理能力取勝，而段偉紅則善於與合作夥伴建立信任關係，確保每筆生意進行得暢通無阻。

「家族傳承不是依靠血緣關係，而是依靠家族故事和傳奇，來傳遞永恆的價值觀，世上最成功的例子應該是猶太人了。」

作者與太太生子後，深諳到教育與傳承的重要性，開始鑽研家族傳承的學問，並在大學開辦家族傳承課程，讓達官貴人或者是富二代學習。

「我體認到婚姻僅靠理性維繫是不夠的，我倆的結合在感情方面投入的力道實在太欠缺。情感對婚姻來說，就像骨骼間的軟組織，當骨架脆弱時，如果感情這個軟組織仍存，就可以緩衝骨骼受創的衝擊，成為婚姻框架的黏著劑。」

作者與段偉紅最終未能白頭偕老，他認為這段關係的死因就是太講究理性，缺乏互相的感情投入。當二人的事業和人生目標出現分叉線時，關係便容易斷裂。

最後，書中有一段描述香港商人的話語十分有趣：

「在我參加政協活動期間，一些現象令我感到疑惑不解。首先是來自香港委員面對中國官員的拍馬屁獻媚姿勢。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與大陸人天天打交道，我認為這樣做是需要適可而止的。但是香港富豪們卻不能把握尺度，以為把身段放得越低越好，鞠躬彎度越大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