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荷包抗爭，哪需別人批准（施永青對「黃色經濟圈」的批評）

上篇回應了梁文道對「贊同破壞藍店」的質疑，本篇進入正題，來談談「黃色經濟圈」。近月最熱衷批評「黃色經濟圈」的自然是中原主席施永青。施雖不像梁文道那般離地（以為扑藍店是「黃色經濟圈」一部分），但他對現今社會消費者行為的理解，卻實在outdate得可怕。

施永青在12月2日〈「黃色經濟圈」一點也不經濟〉一文寫道：

（佛利民）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比社會主義有更好的經濟效益，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有得自由選擇，人當然會選擇做一些最有經濟效益的事情；不會自找苦吃，亦不會自找麻煩。

這位學識淵博的生意人，竟仍以為世人在選購商品／服務時只考慮「經濟效益」（包括抵買、質優、省時等），嚇我一跳。只要睜眼看看四周，會發現現今城市人的消費行為是走向兩個極端的：大多數人基於明星廣告等效應而消費，買的是廣告投射的美好形像；少部分人通過消費行為抗爭，抵制企業的不公義，譬如香港的「反地產霸權運動」、歐美的「消費者運動」、樂施會推廣「公平貿易」商品等都屬後者。

我特別想介紹盛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消費者運動」。消費者以自身力量影響跨國企業，促使它負起企業責任，停止剝削勞工、減少損害地球，本是難以想像的事，但九十年代歐美消費者發起「反血汗工廠運動」，卻成功令Nike改善代工廠勞工保障、停止以血汗工廠（sweatshop）生產商品等。2005年，Nike主動對外披露全球外判供應商的名單和地址，正是回應這場消費者運動。

那麼參與「消費者運動」，符合經濟效益嗎？肯定不，相反，可能要付出額外時間金錢。但很多人仍肯去做，何解？因為人們的著眼點根本不在經濟效益，而在社會公義。

當人類醒覺到「個人消費行為」也是一種力量時，經濟學所謂「人純粹基於自利原則，作出消費行為」的假設，便不再適用於所有消費行為。當然這原則很多時仍適用，尤其在文化教育水平低、生活艱難的貧窮社會（當手頭的錢僅夠果腹，每分每毫都要用得抵用到盡），但在高度文明富裕社會，人們已懂得「消費不只是消費」，會用消費者身份來抗爭，以「不消費」來懲罰沒良心商家，像用選票投走討厭的政黨一樣。

「黃色經濟圈」的意念亦相近。我們要將「消費」變成一種抗爭力量／手段。和理非不敢去前線衝，但和理非多屬中產，有餘錢、有餘暇，可通過有意識的消費抉擇，幫這運動一把。用「荷包」抗爭，爭取我城的公義民主自由，基本做法是：罷買「沒良心」商家（詆毀抹黑傷害示威者的商號），幫襯「有良心」商家（支援運動的商號）。

這是「黃色經濟圈」的起點。

其實對黃絲來說，幫襯黃店是順理成章：當公開支持運動的人不斷被政府、建制、中共制裁抹黑，那些仍願意站出來仗義執言的店家，自然要被好好愛護。用荷包去愛護。

很多和理非願意每周抽一兩天，專程找黃店幫襯。他們要多花時間找黃店、排很久的隊、吃味道不一定好的食物（隨著黃圈擴大，這些不便應會消失，但暫時的確增加「吃黃」的難度），因為他們著眼的不是當下味蕾的感受，而是香港的未來。自利的消費行為，已變成促使社會改變的道德抉擇。

而所謂改變社會並非誇張之詞。「黃色經濟圈」若做得好，可以產生以下效果：令運動訊息傳得更遠更廣、誘使更多食店棄播CCTVB、給失業前線示威者帶來工作機會、加強對港府與中共的壓力，甚至自成一個經濟體系、掀起全球消費者對抗中國製造等。（不用看藍絲臉色安心享用食物、和同路人共聚一室高談闊論、獲得「贖罪」感覺等也是幫襯黃店的好處，但重點始終是改變社會。）「黃色經濟圈」可謂潛能無限。

當然，現時一切尚在起步，急需做的是界定清楚何謂黃店、整理出沒水份的黃店名單等。有趣的是，邱騰華皇帝唔急地跳出來質疑「很難界定黃店」；其實這些執行上的細節，又何勞高官苦惱？我相信，隨著更多人提出建議，自能找到共識。近月我在實踐「黃色經濟圈」的過程中也有些想法，下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