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诗人布罗茨基

北大念书的时候，舍友是位诗人，十分喜爱布罗斯基和叶赛宁。虽然我不写诗，但是业余爱好者，由此开始了解布罗茨基，被他的身世和语言所吸引。对叶赛宁的作品没有多少印象。布氏是把诗当成生命，把语言当成祖国的人。被苏联当社会寄生虫，判五年劳改，释放后被放进一架他不知道去向的飞机。同样是坐布尔什维克的牢，流亡海外，布洛茨基成为20世纪英语文学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有人则成为社会渣子。人跟人的区别端不在是否做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更不在是否流亡。布洛茨基32岁流亡美国，47岁获诺贝尔文学奖。可惜英年早逝，跟他佩服的普拉托诺夫一样，只活了五十几岁。布罗茨基说，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作品，可能普拉托诺夫的一个长篇和两个短篇是例外，但他却落得在街头哭泣的结局。当年，普拉托诺夫被斯大林骂成“蠢货、傻蛋、无赖”，还能有更好的结局？能在街头哭泣已经算最不坏的结局了。

布罗茨基比普拉托诺夫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写诗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死了，虽然人生中途流亡异邦，却不至于沦落到街头哭泣的地步。布罗茨基不仅是位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的诗人，也是位有着那个时代苏俄和美国生活独特印记的智者。他视写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看到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更让人无可回避。所以，他讲作家只有一种爱国主义，那就是对语言的爱，而创作劣质文学无异于叛国。而在他当年的祖国和某些时空，创作优质文学都几乎成了叛国罪。历史能重复自己 — — 有些国家重复自己的历史，有些国家重复他国的历史，有些国家重复本国和他国历史中最黑暗的那些时段。

读帕斯捷纳克的《人与事》也是从诗人舍友那里拿的。那天黄昏，我说要回老家，问他有什么书适合在夜行火车上看。他说《人与事》吧。帕斯捷纳克最有名的作品是《日瓦格医生》，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放弃了领奖。在当时的苏联，如果他出国领奖，可能就回不来了。在他的作品中，最喜欢的并不是《日瓦格医生》，而是他的回忆录《人与事》。其中记述他与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几位苏联天才诗人的交往。勃洛克早逝。几年之内，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相继自杀。那些在他们自杀后，幸存的亲朋好友聚到一起的场景比《日瓦格医生》更加震撼。帕斯捷纳克是位叙事高手，在只有生活和往事而没有戏剧性的地方尤其高明。很多年前，坐在南下的夜行火车上看完《人与事》，至今难忘。那本薄薄的小书也永远跟逝去的室友联系在一起，每想起书里的话就像翻开对他的记忆。

那时候也喜欢艾伦·坡，诗文浸透频临疯狂的神秘感，令人着迷。有两首短诗，曾冒然翻译，与诗人室友反复推敲，算是业余爱好。一首是 To Helen （《致海伦》），那时有美丽岛诗人余光中先生的译本，记得读到第二段”昨日希腊的光荣，和往昔罗马的盛况”，有些失望，便将其直译为“希腊的光荣，罗马的辉煌”。另一首是A Dream Within a Dream（《梦中梦》），诗中意境难以言传。逝去的爱情像手中流沙，攥紧了仍然不停地散落。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流沙无觅处。那时候，北大东门外还有个自由市场，可以买到漠河烟。译稿大概都圈烟抽了。而今，诗人朋友已离世十七年，读诗也越来越少。偶尔讲到文明废墟的话题，就会想起“希腊的光荣，罗马的辉煌”那句坡的诗。但好诗终归不可译，那一段不管怎么翻译都是败笔。余光中先生的译文已属上承。两年前，他也已经作古。

学生生活不像诗文那么丰富，半夜经常饥肠辘辘。入冬时节, 学五食堂前都晒大白菜。在宿舍熬夜看书, 有时候就难以抗拒那些大白菜的诱惑。有一天半夜，诗人室友穿着军大衣去偷了一颗大白菜回来，给大家煮面。上一次路过学五, 时值夏末,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不知不觉中，疫情又加了两年。布洛茨基、纳博科夫、帕斯特纳克、坡 ……还有我们一起译过的叶芝，这些年偶尔翻开读几句，每次都像翻开对朋友的记忆。

以前读布洛茨基的《歌》，觉得有些平淡；后来听他自己用俄国口音的英语朗诵，每一段都掀起心中阵阵波澜。声音能改变意义。

I wish you were here, dear, in this hemisphere, as I sit on the porch sipping a beer. It’s evening, the sun is setting; boys shout and girls are crying. What’s the point of forgetting if it’s followed by dying?

我希望你在这里，亲爱的，

在地球这一边

我坐在阳台上

喝杯啤酒

黄昏临近，夕阳西下

男孩子吵吵闹闹，女孩子在哭叫，

如果将不久于人世，

遗忘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