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教育問題，也是權力問題

我身邊有不少教師朋友，每次相約聚會，總見他們力竭筋疲，一副剛上完戰場的樣子。近月，因為董之英、聖保祿、李東海這幾個「家傳戶曉」的名字，我發現老師們的面容比之前更憔悴無力。有人宣布要逃離教育現場，還在場的不少都在問：「我相信自己仍對教育有心，但究竟怎樣走下去？」我頭痛、無言，不懂回答。

直至上星期四，讀報看到另一群「教育有心人」的聯署信，我的頭更痛。

聯署信以「分化及對立無助優化教育制度」為題，內容稱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林老師墮樓事件「不幸」，對此「深感哀痛」，但認為事件其後從「一間學校裏所發生的事」，演變成「整個社會聲討各個教育負責單位的不是」，令以「無政治立場，只談教育的教育界僕人」自稱的他們「十分心痛」。參加者以中小學校長為主的聯署信，又「怪罪」傳媒及個別團體，帶來聲討、怪罪、博取掌聲的文化，造成教育界的對立和分化，無助改善教育制度……這班「教育有心人」的說法，我同意，但也不同意。

空談「教育」自欺欺人

我認同矛頭不應單單指向涉事校長，畢竟就算她像傳媒連日報道般壞事做盡，但這樣的校長注定不是個別例子。就如2017年屯門興德學校風波，時任校長陳章萍強迫教師到深圳派招生傳單，又報警驅趕不滿校政的同事，甚至安裝閉路電視監控，事件曝光後馬上成為全城公敵，人人喊打，可是即使當時失德校長被聲討公審，未來一樣有悲劇再發生。近日有聯署者留言指單罵校長無法改變制度 （「校長也是人，沒完沒了的逼迫，是否要當事人以死謝過才收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然而，假如我們真的要着眼結構性的制度問題，那麼聯署信忽視政治、「只談教育」的取態，無疑又是自相矛盾。這裏所提的「政治」，不一定是令人狂打呵欠的宏觀政策問題，而是在學校場景裏微觀的權力流動。

談起學校，很多人（如不少聯署的留言）認為，此乃神聖的教育場所，因此只要「緊守崗位」，高呼「團結」，它就會回復原狀，正常運作，但實情卻如外國學者Jane Owen著作The Impact of Politics in Local Education所言，「很多時候，教育不是關於孩子的福祉，而是關於大人的權力與控制」。如果我們空談教育，不提權力，只會永遠摸不到事情真象，淪為自欺欺人。

學校作為一個封閉環境，由校長、副校長、主任、老師到學生，往往階級分明，一層壓着一層。然而不是每個掌握權力的人，都會土皇帝般發號施令，所以假如簡化地以職位、統治角度來理解權力，往往無助我們明白事情如何發生。亦因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外國學術界已熱中研究中小學校園裏的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深入觀察校內每個單位的權力互動，了解每個角色如何運用權力，或有形（如職位差別）或無形（如人際關係），達至自己想追求的目標或利益。換言之，學校不單是春風化雨的神聖之地，也是各種權力衝撞的角力所。而近期哄動社會的3宗悲劇，正好為我們示範了權力如何在香港校園裏發生。

教師賣人情與社交網興起

一、學生與學生之間。自從2003年新界喇沙中學圍毆片段進入公眾視線，每隔一段時間，每有同類事件發生，校園欺凌就會成為全城關注的焦點，但香港大眾記性有限，熱情通常很快冷卻，到下次新聞出現，又再次好奇尖叫。校園欺凌是如何發生的？過去10多年社會已有共識 — — 部分手握「權力」的學生朋黨，欺負個別同學，其他人袖手旁觀，甚至為避免成為下個受害者而情願參與其中，未被統治，已自動自覺化為「權力」的一部分。

那為何校方、老師阻止不了？學生過於惡劣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今次董之英事件還提供了另一角度。端傳媒近月以專題訪問了曾於該校任教的老師，對方形容，由於欺凌無可避免，故有時會選擇用「搭膊頭」方式處理，而這些學生由於與她關係較佳，有時真的減少了這種行為。一間Band 3學校裏，當有形的老師身分不再是權力來源，無形的人情、關係依然能發揮影響力 — — 問題是，這種「權力」因人而異，一旦前來勸服的不是自己熟絡的老師，涉事學生就繼續有恃無恐。

二、老師與學生之間。師生摩擦，很多時也是權力問題。傳統的教育環境下，老師掌握無上權威，學生只能乖乖聽話，但今時不同往日，體罰早已作古，老師的權威亦不及過往，衝突就出現。以聖保祿中學的報警事件為例，校方訂明即使last day亦不准在校內拍照，學生不服權威，堅持自我。老師無法阻止（畢竟這班同學將畢業，處罰亦無甚阻嚇力），只得訴諸更大的權力 — — 警力。顯然，這既是「擔心學生安全」的情急舉動，又是意圖重拾權威的衝動行徑。

以往校園乃封閉的權力場所，但隨着社交媒體興起，這種權力秩序已被打亂。以往學生受苦，只能回家哭訴，期望家長施予壓力（及權力）；如今被趕離校門，學生們動用IG story，發布消息，引起注意，最後透過傳媒討回公道。師生的權力互動遠較以往複雜，問題是因權力帶來的彼此傷害，亦已無法修補。

三、校長與老師之間。校長是一校之首，沒錯是大權在手，但李東海小學事件告訴我們，權力的運作方式不一定硬橋硬馬（如賞罰升降），更多時候它以更軟性的形態出現，而且更傷人。例如據傳媒報道，肇事校長經常在會議中要求個別老師站立解釋，但老師說兩句即被打斷及責罵，就連因病請假亦會被校長以「教師專業」為名警告，「作為一個老師，你要照顧好自己健康！」由權力引伸的情感勒索、剝削，最能刺中心臟，也最易殺人於無形。

「教師專業」引伸的情感勒索

這種因權力而扭曲的緊張關係，如何排解？專研學校微觀政治的學者Joseph Blasé廿年前著作The Micropolitics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曾經將校長分成4種類型，其中最惡劣的名為「威權領導」 — — 既施展直接的權力控制，令下屬只能以閃避、防衛或保護作為應對策略，同時致力維繫學校現狀，不容變革發生；完全相反的是「民主、授權領導」，既願意對內分享權力，視民主參與為權益（而非行政人員的特權），向外亦願意化身倡導者，帶領學校挑戰現狀 — — 我想，這些應該才是真正的「教育有心人」。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17/03/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