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水埗到艋舺公園：港台露宿者的日與夜
原文刊於《明報周刊》2649期，此為初稿節選，完整版請見紙本明周。
前言
5月初，當在台北街頭露宿五年之久的賈西亞來到香港，參加兩地NGO聯合舉辦的「港台無家者生活誌」活動時，他被眼前的情景嚇到了。關懷露宿者權益20年的香港NGO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安排他和兩位台灣露宿者一起去參觀香港的劏房，賈西亞發現，他在台灣用1000港幣租到的房間，在香港只能租一個廁所頂上的夾層位，沒有冷氣的木板「棺材房」。同行的另一位露宿者阿寬不禁驚呼：「這是人住的嗎？」
一個月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又帶三位香港露宿者去台北交流，其中一位女性露宿者 Maymay 開玩笑說，她真想留在台灣露宿算了。「就算做露宿者，在台灣也有比較闊的空間。」
2019年，香港房屋租金比起30年前，增加了93%，而台灣的增長率僅為4.6%。過去六年間，全港露宿者人數增加了六成，但宿位卻只增加了20個。社區組織協會社工吳衛東形容，不論跟台灣還是日本、美國相比，香港針對露宿者的政策與服務，都像是「幼稚園水準」，亟待改變。今年，社區組織協會與台灣NGO芒草心首次共同舉辦一系列的港台無家者交流之旅，希望看到共同的困境，分享彼此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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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公園的流浪晚年
深水埗通州街公園一帶，曾是香港最多露宿者集中的地方。另一個地方則是尖沙咀文化中心外。社區組織協會社工吳衛東記得，1999年，亞洲金融風暴重挫香港，他在深夜的尖沙咀文化中心門外，見到近百個露宿者席地而眠。對著美麗維港，這一幕令人心酸又震撼。深水埗，則向來都是以基層市民為主的居住區，通州街公園、通州街天橋底、欽州街天橋底，一直延伸到油尖旺，整個九龍西，都有香港露宿者的身影。
今年75歲的穩叔，就是吳衛東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做外展時認識的露宿者。穩叔在通州街公園睡了幾年，後來公園被封，他又轉去尖沙咀文化中心門外，也睡過其他地方。「油尖旺的街頭、公園我都睡過。」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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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叔記得，2017年10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新上任，到通州街公園探望露宿者。那時穩叔拿著一份當年度的施政報告問：「局長，為什麼施政報告裡面沒有關於露宿者的政策？」羅致光淡然回答：「是呀。」就沒了下文。氣憤之餘，穩叔明白政府靠不住，在各間NGO積極做義工，又加入社區組織協會的外展隊，每個星期一次，由晚上10點到凌晨3點，在深水埗探望露宿者朋友，派送物資。
吳衛東很希望穩叔可以申請失業年長綜援，這樣一個月就可以有3500港元的基本生活費，再加最多實報實銷的租金1880元，起碼可以租到屋住，不用在街上睡。社區組織協會在去年10月成立單身露宿者宿舍「友家」，可以提供長達三年的租期，月租只要1800多港元，但穩叔現時的收入，連這些都無法支付。雖然年長失業，但穩叔不想申請綜援。他聽街友說，去申請時職員會問，為何好手好腳要去拿綜援，講些很難聽的話。「既然這樣，我就不想去申請。」他現時唯一的福利金收入，是1300多元的長者生果金。
不過，最近他加入了社協的滅虱隊，香港不論是狀況較差的私人樓宇劏房還是公屋，木虱情況都很嚴重。他們總共三四人，兩個星期去一次，幫獨居長者把床搬出房間，撒上滅虱粉，再用熱的滅虱藥水噴上木床板，滅虱之後又把床搬回去。整個過程要花費四到五個小時，穩叔每小時可以賺到50元。
因為在滅虱隊和外展隊的積極參與，5月底，穩叔成為了去台灣做港台無家者交流的露宿者之一。印象最深刻，是香港租一間的價錢，在台灣可以至少租兩間。最開心是吃火鍋放題，有牛肉、海鮮，吃到晚上11點，久違的快樂與飽足。
睡在麥當勞的女性露宿者
與穩叔一起去台灣交流的露宿者 Maymay，是少有的女性露宿者，也是近年麥當勞開始24小時經營之後，出現的「麥難民」。社協統計，2018年，香港有一成露宿者為女性，平均年齡54.7歲。更2013年的調查數據相比，女性的比率在短短5年中翻了一倍。但全港222個提供給露宿者的宿位當中，卻只有5個是女性宿位。
在台北的無家者「真人圖書館」港台交流會上，60歲的 Maymay 作為香港露宿者的代表在台上分享人生故事，道出女性露宿者的艱難。比起男性露宿者之外，女性露宿者流浪在外的原因更複雜，因家暴或家庭關係破裂的不在少數，Maymay 的情況也類似。她出身基層家庭，年幼時疑似有讀寫障礙，會考只有一科合格，但她好學上進，一邊繼續讀夜校，一邊做售貨員。到30歲結婚，本來婚姻尚算圓滿，哪料2年之後她生下女兒，丈夫原形畢露，控制慾太強，她決定分開，做補習老師糊口。但為了女兒，她又再度回到丈夫身邊，但仍不放棄想成立補習社的夢想，為了買教材而欠下信用卡債。丈夫發現，帶著一班兄弟到住處，強行清走了她的東西。她一怒之下衝進房間，從抽屜拿出打火機，手提圍裙作勢要點火，結果丈夫立刻報警，衝鋒隊拿著盾牌衝進門按住她，強行送她到了精神病院。精神科醫生診斷她有人格障礙，她不得不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個月，終於和丈夫離婚。出院後她無家可歸，在私營的殘疾人士院舍度過了兩年多。
之後她開始自行租屋，但3650港元一個月租金的劏房只有60呎，而且滿是木虱，「又有好多小動物陪你睡，床虱、跳蚤、甲蟲、老鼠，什麼都有。」小動物們全年24小時無休，不分晝夜一日三餐招呼她，她終於無法忍受，寧願帶著大大小小七八件身家行李，走到麥當勞過夜。
即使到了台北住在旅舍，她也保持露宿以來的著裝習慣，從頭到腳包得嚴嚴實實，30幾度的大夏天仍然緊緊包住長袖長褲，腳上則著長襪，一絲不漏。這是被「小動物們」咬得多，造成的習慣。就算去了麥當勞睡覺，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常常坐滿人，清潔不及，「也都會有小昆蟲」。7件行李被她帶了來台北，包括一個行李箱，6個大袋和背囊，還有一把既可以做拐杖又可以遮雨的長雨傘。行李裡面有她的7條叉電線，寫了自己名字的妥協，還有用層層膠袋包住的，還沒來得及洗的衣服。
對露宿者來講，手機叉電是個大難題，不少麥當勞的叉電位有限，且不少都已經損壞。有時為了給手機叉電，Maymay 不得不特意花錢搭一程巴士，只為在車上叉電。女性露宿者洗澡也很難，她找到幾個比較乾淨的公共廁所，有配備沖涼房，但一天只開4個小時，有時她會特意跑去遠一點的地方，只為沖個涼。在這種情況下，每天洗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香港時，因為無家可歸，她把所有行李都帶在身上，不論去哪裡，上下樓梯，搭巴士，都帶著這七八件東西。甚至夜晚，當她在麥當勞找到一個稍微昏暗的角落位，俯身靠在自己臂彎中睡覺時，也要把這每一件行李背在身上，從不放下。這源於兩年前，一次她在麥當勞給手機叉電，不過半小時，不小心睡著後再醒來，發現手機和移動電源都被偷走了。她從此「學乖」，東西不敢再離身。
比起公園和天橋底，麥當勞更受女性露宿者的青睞，因為有冷氣，「始終有職員，感覺會安全一點」。但 Maymay 也試過被不明身份的男性搭訕、言語騷擾，她唯有不理，把帽簷壓到最低，臉埋進手臂。
在台灣的分享會上，有台灣聽眾問，為何她願意出來做分享，不怕講出自己的經歷。Maymay 說：「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市民，需要生活，要生存下去。以前香港經濟不好，沒有福利金的資源，我們都沒什麼怨言，要跟政府共渡難關。但後來香港經濟好了，福利資源卻還是那麼少，我就發現資源的分配太傾斜給商界和有錢人。」這種信念也讓她在關注自身居住權益的同時，參加各種各樣的弱勢互助聯盟，常常去立法會請願發言，出席各界聯席會議，希望為精神病康復者、基層、露宿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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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的台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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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胛公園：這裡有台北最多的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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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今年9月，新一屆的東亞包容城市會議將在台北召開，屆時香港社協又將與台灣芒草心見面交流。去年的會議在香港舉辦，隨芒草心出席的曾文勤記得，當時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曾問台下來自日本、台灣、韓國的社工同行，香港已經用了影像、立法會抗議、國際人權議題施壓等種種方式，向政府要求保障住屋權益，但都沒有收效，香港還有什麼可以做？
一位在場社工小聲說，可能要特首直選吧。這位社工說，他發現在過去幾年的台灣，每當快要選舉的時候去提出政策，政府往往比較容易埋單。這是因為在台灣也已經有相當多的人對房價感到壓力，「買得起房子的人是一人一票，買不起房子的人也是一人一票」，因此對政府形成壓力。
曾文勤記得，邵家臻當時聽了，表現地很難過。他接著說，不知自己下一年是否還能在會上分享，因為他正被港府控告。「結果今年他真的沒辦法出席，因為已經入獄。」曾文勤說，「香港嚴峻的真的不只是居住這件事。」
對於香港還有什麼可以做，吳衛東則想起自己15年前在日本大阪公園的一次對話。那年他在大阪公園見到露宿多年的人，有比人還高的帳篷，很悠閒地喝著咖啡，有如正常的生活一般。「我就問他，你覺得大阪公園是屬於誰的呢？他說，屬於市民的，我們的。」吳衛東感歎，當香港的露宿者一次次被征服清場、驅趕時，「通常是政府趕我，我就走了。好少人會說，這個地方是屬於市民的，是我們人民的公園、廣場。」他想，這也許公民意識的差距，要讓露宿者問題得到緩解，香港人居住權得到保障，也許還要從「人」的意識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