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网页主要探讨了香港六四纪念物的消失与人们如何通过各种方式继续纪念，以及这些纪念物对于公共空间和历史记忆的意义。

摘要

文章首先提到，2021年12月23日，香港大学校方在无预警下拆除了《国殤之柱》，这是丹麦艺术家Jens Galschiøt（高志活）的作品，用以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者。尽管雕塑被拆除，但高志活早已将其立体模型公开下载，世界各地如台北、挪威、布拉格等地已复制了该雕塑，民间还有人通过3D打印制作迷你版雕塑。此外，国际特赦组织在香港撤出后，将在全球多个城市举行烛光活动以纪念六四屠城及声援香港。

文章指出，纪念碑在公共空间中不仅是历史记忆的象征和载体，也是人们赋予意义的文化产物。《国殤之柱》自1997年主权移交前到香港，其文化意义在公共领域诞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承载了人们对政治前景的不安、社会责任、反抗威权和历史传承等复杂情感和思想。

接着，文章提到了香港文化中心外海滨广场上的法国雕塑家凯撒·巴尔达奇尼（César Baldaccini）的作品《翱翔的法国人》，原名《自由战士》，是为纪念六四死难者而创作的，但被命名为《翱翔的法国人》。每年六月四日，有藝術工作者到雕塑前献花，赋予了该雕塑新的文化意义。

文章还提到了其他地标，如维多利亚公园、太子地铁站、崇光百货门外等，因为相关事件和人们的献花行动，也成为了民间自发的“纪念碑”。

文章引用了当代艺术史家Mechtild Widrich提出的“展演性纪念碑”概念，探讨了如何通过行动和社交媒体传播，为消失的地标灌注新的意义。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民主女神像》在被移走后，学生和市民通过蜡烛、图像和文字等形式在原地重新创造了纪念的形象。

最后，文章提到了表演研究学者Diana Taylor的观点，即在愈抑制的情况下，文化和历史可以通过口耳相传、歌唱舞蹈等形式无形地保留。文章认为，即使纪念碑物理消失，人们的行动和记忆仍然延续和传承历史。

观点

纪念碑不仅是历史记忆的象征，也是人们赋予意义的文化产物，通过人们的行动和互动，其文化意义不断演变。
公共空间中的纪念碑的存在与消失，反映了权力的呈现和人们对历史的不同解读。
通过行动和社交媒体传播，人们为消失的纪念地标灌注新的意义，如香港大学的《国殤之柱》和中文大学的《新民主女神像》。
在抑制的环境下，文化和历史记忆可以通过非物质的方式传承，如口耳相传、歌唱舞蹈等表演性形式。
纪念活动不受物质纪念物的限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时间，如烛光晚会、献花、社交媒体传播等，继续进行，从而保持历史记忆的活力。

六月飛霜 ── 回憶有罪？

2021年12月23日凌晨時分，香港大學校方在無預警下拆除「國殤之柱」。雕像被分拆成兩部分，再用白色布料包裹，由工人運送移除。《前線．焦點2021》新聞攝影比賽：年度圖片及突發新聞組冠軍攝影：廖雁雄 / HK01 | 圖片來源：HKPPA

六月，對許多香港人來說都是每年都揭一揭的傷口。當城中一個又一個的紀念像、紀念碑被移除被消失，年復一年和大家一起高舉燭光的組織都瓦解了，成員也身陷牢獄。當象徵「六四」的實物陸陸續續消失了，難道「悼念」就不存在？

去年底在香港大學被漏夜移取的《國殤之柱》正是一個很好的反例。丹麥藝術家 Jens Galschiøt（高志活）除了就他的雕塑作品被拆走與校方周旋外，已一早把《國殤之柱》的立體模型檔案等公開給公眾下載，而世界各地如台北、挪威、布拉格，也有組織在高志活的協下豎立了雕塑的複製品，迷你雕塑更在民間被立體打印。另一邊廂，已撤出香港的國際特赦組織，則會在歐美及亞洲等地20多個城市就六四屠城及聲援香港舉行一系列全球燭光活動。「悼念」由原來集中的一點，隨著人們遷徙擴散到不同地方去，遍地開花。

豎立在公共空間的紀念碑（monument），固然能成為歷史記憶的象徵和載體，具體地呈現一些要被記載、傳揚的人和事。對當權者而言，這就涉及了哪些人和事應該被紀念或不被紀念，哪些該被寫進去歷史或抹掉，這就是權力的呈現。但倒過來說，紀念碑在公共空間出現並不可能只是單方向的宣示，它的文化意義其實也由人們賦予才成立。

《國殤之柱》是高志活的作品，自有他創作的動機和表達的意思。但當雕塑在1997年5月底──香港主權移交一個多月前──運抵香港，它的文化意義才正式在公共領域誕生。當時《國殤之柱》在每年一度的六四晚會展出後，香港大學學生會宣佈把它運到港大校園，數百市民響應同行護航，期間還少不了校方與學生、警察與護送者的拉鋸，之後還有學生會與校方多次交涉、學生會全民投票表決贊成永久擺放，雕塑也隨校園發展搬移到不同位置⋯⋯每年六月四日，港大學生會也有洗刷《國殤之柱》的行動，一代接一代的變成了傳統。如此，《國殤之柱》已不再單純是一件放置於公共空間的雕塑，除了寫明在作品基石上紀念六四死難者的原意外，還盛載了在主權移交前後對政治前景的不安、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對威權的反抗、歷史的承傳等複雜情感和思緒，都透過後續的行動及影象傳播承傳下去。

再看一些本來與「悼念」無甚麼直接關聯的地標，其實也是由人們的行動改變了它的文化意義。例如在香港文化中心外海濱廣場豎立的法國雕塑家凱撒·巴爾達奇尼（César Baldaccini）作品《翱翔的法國人》（The Flying Frenchman），乃當年卡地亞基金會委約藝術家製作並於 1992 年贈予香港。藝文圈一直留傳這個由一節節銅板銅技銲接組成、高舉單翼無法飛翔的雕塑其實原名《自由戰士》，是藝術家為紀念六四死難者而創作的，惟被當年接收的市政局要求易名。當年藝術家缺席了揭幕禮，幾年後也離世了，政府也一直沒提供任何作品詳情，有關故事已變成無從核實稽考的都市傳聞，很多藝文朋友都一直沿用《自由戰士》的稱呼。直至 2008 年，都有一群藝術工作者每年六月四日到《自由戰士》腳下獻花。2011 年 4 月，香港藝術家聲援艾未未在北京被拘留而發起的「藝術公民大聲行」，也以《自由戰士》作終點，並遊行後在雕塑前舉行「特立獨行．自由表達 — — 反白色恐怖藝文匯演」。同年，活化廳展覽《拜山先講 ? 從北京走到北京道街頭藝術展》，一班年青藝術家更索性舉行了「誰怕自由戰士？──重生儀式」，繞過了官方論述，自行正式給雕塑重新命名。還有多年來大大小小圍繞著《自由戰士》的活動，都是人們以身體力行的經驗為這地標塑造了特殊的意義。《自由戰士》這名字，或許比官方標示的《翱翔的法國人》更引人共鳴，更產生了「紀念碑」的作用。

「誰怕自由戰士？──重生儀式」，香港文化中心廣場，3/6/2011 | 攝影：陳曰明 | 圖片來源：活化廳

更特殊的例子，大概就是維多利亞公園吧？這個本來是殖民象徵的地標，平常都是跑步、球場或是休憩玩樂的地方，卻會隨著三十年來的燭光晚會而結集了當年今日的混合情緒和回憶，在特定的日子，產生了特定的歷史意思。同樣地，太子地鐵站、崇光百貨門外等地標，也因應不同的事件，和人們後續的獻花行動等而變成一個個民間自發的「紀念碑」。

那麼，拆掉一個紀念碑，或是在相關時間禁止人們走近這些地標，就能把它所傳揚的人和事，甚至讓人們有關的情感和思緒都能一筆勾銷嗎？

當代藝術史家 Mechtild Widrich 曾提出了「展演性紀念碑」（Performative Monument）的概念，探討了歐洲一些藝術家如何藉著短暫的行動，「啟動」了觀眾更多的展演性行動；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盛行，不單只把這些行動傳播更廣更遠，那管只是瞬間即逝的一個小小行動，也能透過影像掀起來回不斷的漣漪。想起去年聖誕前夕，香港中文大學的《新民主女神像》（陳維明作品，2010）跟《國殤之柱》一樣於清晨時份被校方悄悄移走。之後連續幾天在這個一直被中大人暱稱為「民女」的集合點，都有學生及市民以蠟燭、圖像、文字等組成不同的標語或「民女」圖像，也播放一些有關「六四」的歌曲。今年六四前夕，也有學生發起「尋找民女」的活動，請同學搜尋被放置校內某處的迷你民女雕塑並帶回家擺放，惟因雕塑被蓄意破壞而被迫腰斬。這些行動固然為消失的地標灌注新的意義，同時因此而產生的影像和故事將會繼續傳播，如同三十年來的燭光晚會，甚至變成空無一人的幾個偌大維園球場，這些場景、圖象在人們心中建了一個獨特又私密的紀念碑，隱隱地連結其他人的共同回憶，而這個回憶也可以透過不同的個人或集體行動，甚至不限於特定日子、時間，以不同形式互相觀照參考，再不斷弘揚、延續和承傳。

20210604 維多利亞公園。《前線．焦點2021》新聞攝影比賽：一般新聞組優異作品攝影：梁祖彝 / 自由攝影師 | 圖片來源：HKPPA

這樣說來好像太樂觀吧？表演研究學者 Diana Taylor 從拉丁美洲的殖民歷史裏，發現了即使書籍被禁歷史被篡改，但原住居還是能透過口耳相傳和歌唱舞蹈等展演性形式無形地保留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在愈抑壓的狀況裏，承傳由實體轉向愈無形也愈無法箝制的方式。一個個「紀念碑」的消失，或許讓我們解開一直迷信的單一敍事，重新思考錯綜複雜的歷史和個人回憶，從而開放了更多詮譯、弘揚相關故事的方法。多元的進路，才更覆水難收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