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急展野心,臺灣誓衛主權

自從2016年臺灣二次政黨輪替,蔡英文就任總統,民進黨掌握中央行政、立法權及地方行政權,臺海明暗硝煙不斷。2019新年伊始,臺中兩國領袖一陣交鋒,戰幔輒起。
蔡英文在今年新年文告內,就兩岸交流提出「四個必須」及建立「 三道防護網」。據臺灣不少傳媒人透露,總統府事先已收集情資,因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月2日《告臺灣同胞書》40週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擬訂文告內容。
果不其然,習近平發言貫徹上年初完成集權大業後的閉固保守,繼不反貪(中央政治局會議稱「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不改革(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習謂「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之後,公布對臺灣政策「五點宣示」,措辭一反1979年後至「馬習會」其間中國領導人對臺的懷柔主調,把「一國兩制」粗暴植入過往國民黨主張的「九二共識」。
同日蔡英文召開記者會,及時而堅定地回應習的反獨促統綱領,獲得臺灣國民擊節稱賞,海外傳媒對此評價正面(如The Times、NYT、WSJ、Foreign Policy、The Globe and Mail)。
《告臺灣同胞書》的前世今生
習近平對紀念發言隆而重之,關係到美中建交40週年。以下稍為疏理《告臺灣同胞書》的背景脈絡與內容變化。
國共內戰末期,國軍接連潰敗。終於在1949年,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ROC)政府遭共軍徹底驅逐出大陸本土,被迫退守臺灣。蔣中正遂以此作最後據點,美其名曰國府遷臺。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正式成立,然而臺灣與北京均互不承認彼此的合法性。
經歷古寧頭戰役的挫敗後,翌年中共當局依然矢志侵略臺灣,殲滅負隅頑抗的敵對政權。除了制訂作戰計畫以外,也透過旗下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臺盟,承1948年5月《擁護五.一口號,告臺灣同胞書》之主旨,於1950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三週年)發布「解放臺灣」的心理戰文宣:《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告臺灣同胞書》。內文又提到美帝國主義藉「托管」、「獨立」為名把臺灣吸納為殖民地,試圖離間臺美關係。
然而該年6月,韓戰爆發。外交上一面倒傾向蘇聯的PRC,10月在「抗美援朝」的號召聲中加入戰團,與美軍直接兵戎相見。美國為防止亞洲軍事衝突擴散,遂強化圍堵政策(Containment),拒絕承認中共政權,與區域盟友(包括ROC在內)外交孤立PRC,迫使分身不暇的中共放棄武力攻臺 — 即使軍方仍暗中制訂作戰方案。
1954年,美國與ROC簽訂《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肩負臺灣防務。在此之前,華府甚至揚言要以核武器終結第一次臺海危機。
基於美國《1955年臺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 of 1955)協防範圍僅包括臺灣本島及澎湖列島,不適用於金門、馬祖。見有機可乘的中共,於是在1958年8月23日猝然發動八二三砲戰。放棄渡海登陸的解放軍,改以遠距大砲攻擊金門,及後採用封鎖海運線之策,企圖迫使國軍放棄外島。
久攻不下的共軍無奈取消圍困,翌日(10月6日)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親撰、復經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臺灣同胞書》,內容雖有否定「兩個中國」,但主調為「反美」(忌憚美軍介入兩岸戰事),要求與臺灣攜手一致對抗美帝國主義,並指炮戰僅為「懲罰性質」,及宣布暫停砲擊金門七天。
同月末(10月25日),毛澤東再度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臺灣同胞書》,同樣以彭德懷的名義發表。其焦點在「反對兩個中國」,強調「中國人的事祇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呼籲臺方摒棄與美國結盟,並將對金門砲擊修訂為「單打雙停」(逢單日砲擊,雙日休息,直至1979年美中正式建交為止)。
根據稍早前毛澤東接見報人曹聚仁的談話,當時毛設想臺灣的「高度自治」是蔣氏政府可維持臺澎金馬之治權,允許保留軍隊、原有政治實體、經濟體制和權力架構,外加局部通航及提供民生、軍事補給的統戰手段。條件為臺方必須承認中共擁有臺澎金馬主權,臺北當局停止軍事滋擾中國大陸(包括針對國民的心理與物質心戰,情報收集等),且兩岸同心合力孤立甚至驅逐美方勢力。這也是中共對臺政策最原始的「一國兩制」構思。
同一年的11月1日,中共本來擬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臺灣同胞書》,但並無公開發布。內容除了把「單打雙停」擴展至臺澎金馬所有軍事目標,也重提1956年周恩來的和談倡議。
美蘇對奕,決定臺海大局
自1950年以降,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臺統戰之主軸,是削弱華盛頓對中華民國的防務支持。1954至1958年,北京營造臺灣海峽的軍事緊張局面,嘗試分化美、臺聯盟。可是連串「文攻武嚇」產生反效果,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更趨牢固。
那邊廂與中共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的老大哥蘇聯,一方面顧慮輸出核技術予中國,會為美蘇關於禁止核試驗談判構成障礙;復因毛澤東事先未經照會下貿然砲擊金門引發臺海危機,憂慮被捲入與美國直接軍事衝突,故此相當不滿毛的冒進主義,是以在砲戰其間克里姆林宮始終保持沉默。
危機過後,莫斯科更下令中止核武項目的援助,並遣回派駐中國的專家,1958年遂成為中蘇關係急轉直下的分水嶺。
隨著國家利益分歧日深,蘇、中終於1960年代公開交惡。面臨前有「美帝」後有「蘇修」,至此中國可謂腹背受敵。
1969年,毛澤東密召四位文革其間遭整肅的元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回朝分析環球局勢,研究如何從美、蘇、中三國博奕中尋求出路。
據當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於《論中國》(On China)回顧,四元帥初步研判,基於國力與戰略條件所限,以及美國「坐山觀虎鬥」的態度,蘇聯不敢對中國領土大舉侵略。然而他們察覺美國極不樂見蘇聯吞噬中國,成為共產陣營中物阜民豐的超級強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或在「聯蘇壓中」與「聯中制蘇」之間作出選擇,故此修正建議,提出中共應考慮打「美國牌」抗衡蘇聯大舉進犯。
陳毅在呈主席報告中提議參考1939年秘密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葉劍英的報告則直接引用三國時代「聯吳抗曹」之策。而要換取美國信任促成高層戰略會談,陳毅更大擔提出不把「臺灣必須回歸中國」設定為兩國談判的先決條件。
其結論是:美國並非長期盟友,而是可資利用的工具,令中國化被動為主動,擺脫北方蘇聯的軍事威脅。於是接下來毛澤東因勢利導,秘密聯絡華府,伸出友誼之手。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透露,美方官員本來對「聯中制蘇」意見分歧,但其時擔任國安幕僚的他根據外交情報痛陳利害,指出蘇、中關係已然決裂,蘇方官員甚至預期美、中終將結盟,僅不希望上升至軍事同盟的地步,是以力主美國應趁機與中國締結盟約。
至此,尼克遜與基辛格下定決心,命智囊與相關人員著手研究對中策略,也就有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之行,及舖墊1972年2月尼克遜歷史性訪問中國。
尼克遜訪中前後,基辛格數度與中共高層會面,且許下不少秘密軍事支援(包括抵抗蘇軍入侵的安全保證),條件比美國後來對蘇聯的援助內容;相對地,中共要向美方「釋出善意」,最有效莫過於1972年兩國高峰會上毛澤東親口許下不派遺解放軍介入越戰的承諾。

Chairman Mao: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question of aggress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r aggression from China is relatively small; that is,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is is not a major issue, because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one in which a state of war does not exis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You want to withdraw some of your troops back on your soil; ours do not go abroad.
(案:基辛格把「不出兵海外」理解為「不對越南用兵」)
會談過後,北京確實幫了華盛頓一把,迫使河內接受1973年《巴黎和平協定》(Paris Peace Accords),暫時停戰,讓尼克遜得以「體面地」藉談判撤出韓戰;華府自然懂得投桃報李,向毛澤東許諾不再慫恿臺灣獨立,或考慮將此視為進攻中國的橋頭堡。蔣中正自1958年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聯合公報》宣稱放棄「反攻大陸」後,至此其「光復」之願正式夢碎。
自從中國由外交孤立改弦易轍,其晉身國際政治舞臺之路勢難逆轉。尼克遜公開計畫訪中行程後不久,聯合國大會旋即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國際大家庭,自由世界的外交承認紛紛由臺北轉投北京,國際組織的會藉一一由中共鵲巢鳩占,中華民國自此遭摒棄於外交主流之外。
1970年代,隨著美、中修好且建立安全合作,相對地與臺灣漸行漸遠。1979年1月1日,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更宣告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斷和中華民國之外交及軍事支援。
雖然美國棄臺保中背後,有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願景,故及後訂立《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處理與臺灣的關係,仍保留對臺之防衛承諾,但無論在法理依據以至具體協防內容,都無法與上述《共同防禦條約》同日而語。
美、中建交同日,中共經人大常委會發表第五版的《告臺灣同胞書》。該版本特殊之處,除了兩個「寄希望」(臺灣人民、政府當局),並重申「一個中國」及「反臺獨」以外,在於首次提出以和平方式完成兩岸統一。
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范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
中共對臺採取較緩和的手法,見於同時發表的《國防部關於停止對大金門等島嶼炮擊的聲明》,結束自八二三砲戰後維持對金門、馬祖等島嶼將近20年的「單打雙停」砲擊。當然,懷柔方式還包括兩岸的「三通四流」(通航、通郵、通商,學術、文化、體育與科技交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適逢冷戰兩大陣營對峙。中共初期得蘇聯軍事支持,方敢於向得到美國奧援的中華民國進擊。但到中、蘇兩國互相猜忌,則改變態度謀求美國交往。臺海兩岸分治之格局形成,除了基於北京、臺北當局的相互角力以外,同時深受美、蘇博奕左右。是以中共紀念《告臺灣同胞書》,不僅奠定對臺全盤政策改變,也是宣告外交轉向得取得重大勝利。
今年是提出兩岸和平統一的《告臺灣同胞書》發表暨美、中建交40週年,再加上美中關係當前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形勢轉折關頭來臨,未來中共對臺政策究竟會走向懷柔抑或強硬路線,自然引起世界關注。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