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鬱的回應：讀商禽的《應》

台灣作家楊照在他的《詩人的黃金存摺》中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他認為1956年至1965年是整個華文世界現代詩的黃金十年，而最頂尖的詩人全部集中在台灣。他的解釋是：當時的詩人——如周夢蝶、瘂弦、洛夫、商禽、鄭愁予等人，經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再身不由己逃難至台灣，離鄉別井，前路茫茫，生活充滿不確定與惶恐不安，卻又受到政治壓迫與言論禁制，有很多想說卻又不能明言。於是，在極度抑壓下唯有以各種晦澀朦朧、象徵、魔幻與超現實的手法，透露內心的痛苦、焦慮與絕望。我認為商禽這首只有五句的短詩《應》正好完美地印證了這一個觀點。

《應》商禽

用不著推窗而起 向冷冷的黑 拋出我長長的嘶喊

熄去室內的燈 應之以方方的黯

詩的題目是《應》——「回應」。「我」要回應甚麼？是窗外「冷冷的黑」。「窗」暗示了房間，因而把場景劃分為室內與室外。而「推」與「起」則暗示了房裡的有人——第三行交待的「我」。詩給予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在房間裡，被窗外的黑暗籠罩。

因為「黑」，所以「我」看不到窗外的任何事物，亦把握不到邊界盡頭。對「我」而言，窗外的世界是無盡而莫測、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與方向。但同時，這虛空的漆黑卻又緊貼著窗，包圍擠壓著「我」的房間。而且，這黑是「冷冷的」——冷淡、冷漠、死寂、沒有絲毫溫暖、令人顫抖。面對這無邊黑暗的壓迫，房間中的「我」似乎很想把窗大力推開，對黑暗作出控訴，或至少渲泄內心的不安與不滿。然而詩的第一部分要說的卻是：根本「用不著」這樣回應。

為甚麼「用不著」？一個可能是：因為窗外的黑暗對「我」而言毫不重要，所以根本不用理會，不需要作出任何激烈的反應。但如果真的不重要，又何需刻意一開首便把「用不著」的回應方式寫出來？更合理的解釋似乎是：「我」強烈渴望推窗而起向黑暗長長嘶喊，但「我」知道在這無盡的黑暗下無論做甚麼、如何大聲咆哮控訴，也只會徒勞無功，無法作出任何改變、甚至可能招惹更大的麻煩與厄運，因此無奈地強行把這意欲抑壓下來。「用不著」，只因恐懼與絕望。

那「我」實際上如何回應？相對於推窗而起、長長嘶喊這些激烈行動，「我」只作出個最微小的動作：「熄去室內的燈」，令房間漆黑如窗外，從外面看來只剩下「方方的黯」——曾經明亮的房間的窗子的殘影。

詩就這樣完結，表面上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但讓我們先仔細想想：整首詩究竟描繪了一個怎樣的畫面？開始時，其實只有無盡的黑暗：「推窗而起」、「長長的嘶喊」等舉動根本從沒發生，而我們甚至還未知道室內是否有光。光只是透過熄燈暗示曾經存在，在寫出來的剎那已成為過去。因此，最後剩下的，亦只是無盡的黑暗——跟開始時完全一樣！通篇唯一稱得上可見的畫面，便是燈制按下一切回復黑暗的瞬間、由窗框成的殘影。換句話說，整首詩根本沒有描寫房間內外的任何景象，對「我」亦沒有任何具體描述。基本上，詩人寫出的只是虛無：無盡漆黑，沒有聲音、味道、氣味，沒有溫度。

詩人厲害之處，正在於以「熄燈」把黑暗照亮、使本來虛空抽象的黑暗呈現出深度與重量，為死寂的黑暗賦予了生命。首先，熄燈暗示了曾經有光，而正是這光的殘影，令得那原本單調同質的漆黑一下子躍動起來。再者，熄燈是「我」的行動，是「我」面對無盡黑暗籠罩壓迫的回應，暗示了「我」的選擇與意圖。因此，跟初時室外的黑暗不同，這後來的完全黑暗其實是「我」基於某些原因刻意造成的結果。「我」沒有通過積極行動改變世界的黑暗——「我」依然在房裡、窗仍舊關上、室外依舊是冷冷的黑。「我」甚至沒有發聲對世界作出抗議、表達自己的不安、焦慮、憤怨和不滿。「我」只是沉默地輕輕一按，把僅存的一點亮光都滅掉。這就是「我」對黑暗的「應」：把自己的一切——情感、想法、表情、姿態─徹底隱藏，讓人完全無法從外部窺探。通過「熄燈」體現的抑制，我們能夠切實感受到漆黑暗藏的威脅加諸「我」身上的重壓。

更進一步，「熄燈」並非單純的逆來順受。雖然整首詩由頭至尾刻意呈現一片無邊漆黑，詩人卻巧妙地以種種否定性虛筆寫出「我」的抑壓與無奈。強調「用不著」，透露自己想推窗而起長長嘶喊的強烈意圖；標榜窗的殘影，提醒讀者房間原來的光亮。「熄燈」沒有令人覺得是棄明投暗的屈服，反而是被強壓的無聲控訴、甚至是暫避其鋒下的養晦韜光。

《應》表面上只寫了一片漆黑，但卻以獨特的手法把不能明言的呈現出來。而這首詩的寫作本身，正正就是詩人在亂世中透露自己抑壓的思想情感的「熄燈」。糾結黯鬱如此，著實令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