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殖民權鬥最終回:帝國主義者的黃昏
三個月內爆發九次邊界軍事衝突,最嚴重的兩天葡中雙方共發射近三萬發子彈、五百多發炮彈,雙方人員皆有死傷。而誰挑起紛爭至今卻仍眾說紛紜。成為新中國成立後首次邊界衝突的「關閘事件」,便「剛好」發生在葡國落實禁運措施的同年(1952年)、也是何賢宴請總督的同一個月。
更弔詭的是,北京在西方禁運下竟然展示出無比強硬的姿態,邊防衝突逐漸升級為中共對輸澳物資的全面反封鎖。但澳門的食水和糧食供應均來自中國大陸,這樣的決定誓必激化為社會危機,其成本顯然是殖民者無法負擔的。最終,史伯泰不得不重新平衡經濟局與新委員會的權力結構,讓予經濟局局長羅保部份的黃金進出口檢查權;還得邀請何賢等華人代表協助與中共進行談判並作出賠償後,封鎖才得以解除。

衝突導致葡國不得不放寬對中共的禁運,澳督也只能放緩對黃金貿易的改革。但其放在澳門政治史的意涵更是深遠:雖然國際政治的轉變造就改革者對保守派提出合法訴求的機會。就如西方列強對中共的禁運有利於澳督進一步實行黃金貿易改革,打擊在地資本集團一樣;但本地政治危機的爆發卻將局勢扭轉,依靠澳門與中國大陸的地緣條件,保守派能夠更輕易的獲得政治機會。
此外,「關閘事件」既突顯何賢等本地菁英的政治功能,也代表殖民者無法在失去本地菁英的合作下,維持有效的間接管治。只是,國際政治的轉變並非經常出現,改革者往往只能伺機而動;但本地政治危機卻更易利用(甚至製造)。這樣的因果機制會在「關閘事件」的十四年後再次發生。
今天我們可以確定,直到1966年前,澳葡政府從未放棄打擊在地資本集團,但為了避免與本地菁英正面衝突,其後接任的總督開始採取更迂迴、更間接的方式,一層層剝奪何賢與羅保等人的權力。
在史伯泰離任兩年後,羅保也在1958年退休,何賢頓時失去體制內靠山;1961年,何賢有份參與的娛樂公司首次失去賭博專營權,澳葡政府將賭權轉批予一位香港商人,今天被稱為「澳門賭王」的何鴻燊;兩年後,澳葡政府重新將黃金稅收以質量劃分為三種等級,間接將黃金貿易複雜化;同年,何賢又失去路氹連貫公路這一當時最大的公共工程承包權。

如此,一系列更細緻化的權力再平衡過程,表示何賢等人必須花費更多成本維持集團內部的利益分配。在澳門的解殖問題仍未進入正式政治議程的當下,勝利的天秤就要倒向殖民者一邊。
然而,當澳葡政府向在地勢力步步進逼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與革命浪潮正風起雲湧,葡萄牙陸續失去對海外殖民地的控制,中國正經歷狂熱失控的六十年代。歷史似乎不再眷顧這隻垂垂老矣的葡國雄雞。1966年12月3日,往後被視為澳門政治分水嶺的「一二.三暴動」終於爆發,澳葡政府的所有改革計劃戛然而止。無論暴動背後的成因為何,勝利的天秤最終倒向了另一邊。用殖民史學者Clayton的話來形容這樣的結局似乎再適合不過:葡國在澳門的殖民晚期就如一個「倒霉的帝國主義者」(the hapless imperialist)。 至於之後的事,大家都應該知道。
原文刊於澳門學16號 — MACA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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