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疫情，《万历十五年》又应验了一次

另一只鞋终于掉了下来，之前，前西安华商报主笔江雪发表了广受好评的一篇文章《长安十日》，甚至引发了胡锡进的关注。大家一直在问，这篇批评了政府抗疫措施的文章，什么时候被删。胡锡进的评论里面说：

既然江雪的视角是社会生态中天然存在的，我认为无论大多数人喜欢不喜欢，都应该允许《长安十日》这样的表达。实际情况也的确是这样，那篇文章目前完好地挂在互联网上，谁都可以打开它。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烈的批评者们。

在网上存活了将三日半之后，终于被删，浏览量200万+。而且是先删，三小时后恢复，又再被删。而且胡锡进的评论，貌似也在微博上遭到删除。

好了伤疤忘了疼

两年前在端传媒写过一篇文章，对比了黄仁宇先生所写的《万历十五年》中的情节，和当时武汉发生的事情。《万历十五年》一开头举了个例子，说满朝文武百官听信了谣言，在没有早朝的时候，匆匆忙忙跑去上朝，场面十分混乱，导致皇帝很生气。天朝表面上一片祥和，其实底下管理混乱，信息不畅，一片狼藉。

当年的武汉也是一样，表面上歌舞升平，还办万家宴，且由于市里开人大，漏报或者瞒报了新冠的数字，耽误了半个多月的防疫事件。

后来发现疫情无法捂住，控制不住了，于是匆忙封城，物资补给又跟不上，导致了很多人间惨剧。

文章的结尾写道：“好了伤疤忘了疼，SARS过了17年又来了新冠，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不，又不幸应验了。

两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在西安重演。市里面宣布封城，很多人没有准备，物资补给一时跟不上。导致很多人反映吃不上饭买不到菜。

地方政府从2020年开始，就把地方上防治新冠的成果，跟自己的政绩相挂钩。中国政府也要向世界吹嘘，说是多么在乎普通人的生命，要“严防死守”，降低传染率和病死率。但是对于不是死于新冠，死于别的病因的人，反正也不会去统计，官员自然不会在乎。而如果因为新冠死了人，政绩会受到影响，仕途都会危险。

所以大小官员，医院的领导，都把防治新冠作为头等大事，至于别的病患，则能不理就不理。反正别的病患得不到救治，主管领导也不会因此下台。

封城引发的次生灾害

西安因为爆发新冠疫情，2020年12月22日宣布，从12月23日零时开始封城。一个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瞬间就要人呆在家里，不许外出，不然就会怎么怎么样。当时就引发了市民去抢购生活必需品，当然也有没抢购的。

这种匆忙上马搞一刀切，政治运动式的防疫，引发的次生灾害自然难避免。目前的报道，孕妇得不到照顾导致流产的已经三起。还有心脏病发作延误治疗的，已经有5起。

比如有女士在微博上发帖，说父亲下午2点爆发心绞痛，打了110，120都没人管。找了几家医院，去了521，第三人民医院，高新医院，不是拒收，就是要测了核酸才能救治。等了八个小时才给救治，延误了抢救时间，最后导致不治。

还有怀孕八个月的孕妇，求助多家医院都不收，最后一个医院收了，也没赶上，在高新医院门口流产。最后这个唯一一家收治的医院还受到了处分。

另外又有一名39岁的青年，爆发心绞痛，求住三家医院都不接收最后猝死。

还有西安莲湖区一个小区的志愿者，强制要一个被抓到的翻墙者在镜头前道歉。志愿者讲的那些假大空的套话，听起来倒是挺熟悉，从手势，语气，到神态，都非常的新闻联播。一个志愿者都有权让人电视认罪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官话套话，倒是生活的常态。

据报道，之后这个志愿者又上门到道歉者家里去道歉了，实在是一出现实喜剧。如此充满戏剧冲突的内容，加上富有语言的艺术，上春晚的小品，一定效果很好。生活就是最好的喜剧。

官员，单位都只对上面负责，无法顾及百姓的个人利益

据死去了父亲那位小姐姐接受澎湃采访时候(题目为：疫情中的“少数”，已被删)的陈述，采访帖已被删。

（开始抢救之前）有一个医生出来了，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医生拿着我爸的核酸阴性报告，就问护士说，他核酸阴性，咋不安排抢救呢？护士就说，他是中风险地区，我们这是不能接收的，他要去哪哪哪个医院，然后医生就说人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核酸又是阴性的，还不抢救吗？护士说，你要抢救的话，出了问题你担责任。两个人还吵了一架。

由小姐姐的叙述可见，医院的多数的人，在乎的不是是否应该救治病人，而是自己会不会承担责任。这就不只是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一个人没有被救治，只要他不是新冠，就不会因此担责，而如果这个是新冠，则肯定就要优先医治了。所以这个抗议政策，就把防止新冠抬到了最高的优先级，而别的急性病，则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医院的政策也相当讲话，救治什么病都要先测核酸。根据中国官方自己的数字， 从2021年1月25日开始，中国相继发现了13000多病例，而死亡人数是多少，是0。那么问题是，这样一个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控制死亡率已经到0的疾病，还要这样如临大敌，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的全民抗议，是否得不偿失。国际上的数字，新冠的死亡率是1%-2%，所以0死亡率显然是不可靠了。

一方面，对于一个死亡率如此之低的传染病，中国政府还这样如临大敌，叫嚷说不计一切代价来进行防控。但是防控付出的代价，跟防控造成的结果相比，都要高出很多，那就叫得不偿失。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就不可能这样不计成本的全市停摆进行防控，因为他们也知道伤不起。

而另一方面，如此不惜代价的防控，也说明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所谓的0死亡率，是一个靠不住的神话。

做跟不做都没有区别，所以不如不做

小姐姐的采访文章里还有另外一段话，可能导致了该文章被删除。

王欣：现在我要复盘整个事件。保安说，他在尽他的职责；接诊的护士说，她在尽她的职责；医院说，他在履行他的职责。（从）所有的防疫防控的要求（来看），每个人都没有问题，到底有问题的是谁？疫情，它也不是一年，它也不是两年，我们可能要做好了长久跟它斗争的准备。西安这次暴发了，它会不会第二次？别的城市会不会？我们以后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西安再遇到这种情况，其他的病人该怎么办？有声音我们才能改进，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保安，护士，门诊，院方都说他们在履行职责。医院履行职责，怎么病人的生命就没了呢？那么医院口中的职责，到底是救死扶伤，还是对上面的行政命令负责呢？从结果看，显然是跟中国的官员一样，其是要对上面负责，而不是对下面的人们的生命负责。由此可见，所谓的防控是对人民生民健康负责，不过是一句空话。他们可能都没有听过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

翻越柏林墙，被守卫的士兵开枪打死。后来士兵被追究责任的时候说，自己实在执行命令，在履行职责。但是法官说，你虽然在履行职责，但是有把枪口太高一寸的权利。你没有这么做，你也是体制的帮凶。

从反方面说，这个体制把人束缚得死死的，不能有半点松动。上面有命令下来，要严格防控新冠，所以医院就只对防控新冠负责，对于别的病患，就不用负责了。这样的僵化制度，难道不是一个吃人的制度。

有网友发现，去年安徽就有医生因为私自接诊发热病人而被判刑，所以自然没有医生敢以身试法，冒着坐牢的风险接诊病人了。

《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一句话：

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就是无论做什么，对社会的前进就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做和不做一个样。这么一个老大帝国，官僚体制已经是僵化的。

对比当下，虽然GDP世界第二，但是依然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那为什么还要去违抗上意，自己去随意发挥呢。所以大家都成了体制的螺丝钉，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这个老大帝国，还可以继续苟延残喘，延续下去。就是这样的，所谓的让别人抄的作业，实在是没有人抄得来。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怎么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后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2007年对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导致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却反而受到惩罚，于是没有人再愿意去管别人的事，明哲保身成了世间常态。

社区为单位的民间互助基本上不可能

在一个正常社会，民众是通过社区这个最小的单位组织起来的。但是中国政府对于一切民间自发组织都是持警戒态度，要杜绝一切不受官方控制的民间自发组织形式，就是为了管控一切。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民间志愿者自发救助的能力还很强大，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尚可以去汶川，运送物资救灾，当时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还不是那么严格。

而近年来随着政府常年对境内外NGO的打压，民间组织生存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狭小，甚至是没有。所以无论是武汉封城，还是西安封城，基本上看不到多少民间组织志愿者能够进行物资输送，或者是提供后勤支援，基本上都是官方独揽包办。像别国以社区为单位互助机制，在这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民间组织完全瘫痪，这也就是为什么武汉有在阳台上敲锣的人，西安很多人喊吃不上饭了。

武汉封城的时候，还有财新，三联等媒体记者可以去实地采访。这次西安封城，媒体基本上是不被允许去采访的。

对于一个全职能的大政府来说，既然包揽了一切，就要承担一切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