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 X 進念．二十面體 進念美學 I 榮念曾：35年的邊緣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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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來 ， 進念的舞台及設計「美學」影響香港及其他地方好多創意工業的人才，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在七零年代末期，我開始做舞臺上的實驗。或許我逐漸對「邊緣群體」產生興趣。舞臺是群體的創作。通過舞臺創作，我結交了大批「邊緣人」來進行對話。後來還因此成立了一個「進念‧二十面體」的文化團體。在這個階段，「對話」和集體創作成為我重點的創作元素。

在舞臺創作的經歷裡，「進念‧二十面體」首十多年裡接近七十多個作品，我才真正碰到香港這個地方各種制度的「邊緣」。由八零年開始，差不多次次創作都有「碰壁」的經驗。我發現香港的制度，似乎並不嚮往「對話」。殖民地政府是無視於「邊緣」的存在，亦無意發展本土文化。但是通過這些「碰壁」經驗，卻正好提供了機會給香港邊緣分子去磨練、討論自身和制度的關係，去深入瞭解藝術與制度的矛盾。舞臺再不是一個自溺的場合，舞臺也不再只局限在「欣賞的」或「被欣賞的」工藝品功能層面，舞臺成為一個活生生學習生存的始點。

地理上香港位於中國大陸的邊緣；在意識形態方面，香港亦仿佛位於亞洲傳統價值觀的邊邊上。就像藝術，通常是位於社會發展的邊緣。中央與邊緣的關係是微妙的，藝術和社會間亦是一樣。在一個開放、前進的社會裡，藝術可以被認為是一支探熱針，也可以像一座望遠鏡，測量反照社會的現象，擴展印證社會的視野。在一個封閉保守的社會裡，藝術可以成為眼中釘、絆腳石，迷惑群眾的團結信念，阻擋社會的穩定發展。

同樣，開放而前進的藝術工作者，常常會放手令社會成為一個實驗室，或公共論壇；封閉保守的藝術工作者，就會將社會當作一個博物館，或消費市場。

實驗是進念最重要的創作元素， 你認為現在這種元素和過往有沒有轉變或改良到？

其實不斷革命和不斷開會本質上很接近，都是一種意識行動，這比不動好。用安定為名去保持不變不動才是一種消極的態度。消極比悲觀更危險，悲觀可以引起反省引起開始，消極只會走向自毀。建立自信和理性認知實在太重要了。只因為我們不是「主流」，所以有些朋友對我們有一種錯覺，認為我們應該不斷打破框框，每次應比上次勁比上次更具爆炸性。這些朋友自己對環境有很多不滿，他們或許將這種情緒慾望投射在進念的身上，說得難聽一些是他們期待別人（譬如進念）去滿足自己的不足。我認為他們應該自己也去參予創作，至於進念自己還是按著自己的步就著自己的班跟著自己的速度去探索自己關心的問題，而無須成為他人的消費品。我常常想，若果我們自覺的話，照理說每次的創作，應該是對上一次創作的批判和論述吧？也許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有進步，我們才有前瞻。

用「一桌兩椅」的傳統實驗是Danny是90年代發展到今的創新文化交流互動平台，你對於與藝術家之間合作，最大可能性是什麼?

傳統戲曲的舞台基本上是沒有「導演」，有的是班主、司鼓和票友；也可以說，每個資深傳統戲曲的演員，腦袋裏都儲存了上百齣戲，無須排練就可以隨時上台演出，局外人實在難以置信。演員其實不多不少都是導演，他們對舞台空間和時間的處理已有非常足夠的經驗；他們一踏上舞台，隨時隨地揮發自如，這些都是累積的培訓及表演經驗的成果。我是傳統戲曲的行外人，我常常覺得，雖然我和他們合作《實驗傳統》，我其實不是在扮演那傳統的「舞台導演」的角色。我在做的，不是再要求他們做好份內的傳統戲曲，而是希望他們積極處理傳統戲曲表演藝術之餘，同時處理的傳統戲曲表演藝術框架，然後進一步，也處理表演藝術的框架、舞台局限的框架，以及自身的局限的框架。而我這導演也就很隱形，位置更像一個統籌和顧問：我不作出指示，通常是在做啟示的工作；根據他們的取向及局限，推動並支持他們做實質的嘗試去挑戰各自的邊緣；在他們嘗試的過程中，我就從旁給予意見。

我相信任何的表演藝術都有一個整體既定的基本框架，我一直相信我們現代劇場所該做的，除了框架內的表演現代創作外，就是在挑戰和實驗這個劇場框架的邊緣，建立新劇場的框架；跟著，就是挑戰和實驗自己本位的邊緣。這樣，才能為表演藝術拓展未來的定義和定位。

你設計的天天向上，面向的最大方向是創意教育，你認為香港現今的創意教育發展，有沒有令學生了解創意和創作的關係?

社會一般的討論一貫地全由經濟效益去談創意工業的發展，而忽略了它對社會整體的貢獻、生活質素的提升和更長遠和豐厚的文化產業之凝聚，譬如推動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拓展。今天我們的社會，由政府至民間，由工商界至社會服務界以至傳媒和政黨，最迫切需要的本該就是以開放的心態去看創意。尋找靈感和培育創意的方式其實包括：開放包容的態度、大膽實驗的精神，當然更少不了實踐辯證的幹勁。

開放包容的態度、大膽實驗的精神、實踐辯證的幹勁本來就是一種文化的心態，也是一項「學問」，而且是發展智識型社會必須擁有的先設「學問」。可惜的是，我們的教育制度明顯沒有好好傳授這些實用的「學問」，我們的教育制度只是不斷在傳遞實用的「技術」訊息，而且是過了時、有形式、沒有內涵的那種。我們的傳媒生態近年發展趨勢每況愈下，和那包容態度、實驗精神、實踐辯證式的「學問」更是背道而馳。至於我們的社會環境，也沒有好好地珍惜或孕育這些「學問」。我們目前的社會推崇的從來不是包容開放、實驗和實踐辯證的文化 — — 尤其是近年極端民粹主義和單元文化的趨勢更一發不可收拾 — — 我們的社會縱容的是極端怨氣和情緒、消極和投機的文化。那民粹和單元、怨氣和投機的文化，仿佛將我們拉回到了紅衛兵的愚昧時代。這種現象實在需要我們反思。

你認為進念未來在推動香港藝術發展上，可以再扮演什麼角色？

今天，香港政府的文化藝術投資每年逾四十億港元；政府高層的口號是決心把香港發展為世界文化大都會，發展創意工業。但是，首先要培育的是開放式的文化環境，尤其在高度的（資訊）科技發展下，文化交流因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相對殖民地時期的香港，現在我們在文化交流發展最大的優勢是一國兩制帶來的文化實驗空間和精神；弱點則在於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交流機制和政策，也沒有全盤對外關係人才、創作人才和專業人才的培訓。

回顧進念過去的舉辦過的各項國際文化交流活動，開創了由民間主催，政府、民間、工商界合作的成功例子。但是，如何將經驗累積、如何跟進、如何有延續性發展，是一項很大的挑戰。這些挑戰都需要健全架構和長遠資源的支持；也是特區政府在籌畫香港文化發展藍圖和制訂文化交流與創意工業政策時，所必須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