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 昆德拉的瑣碎與玩笑

我這樣說可能有很多人會跳起來反對。

從三十多歲起，我對「讀小說」這件事開始失去耐性。一本長篇小說，若讀到一半才發現索然無味，那種不上不下、食之無味的狀況，會令我很生氣。正因為害怕讀到不對胃口的小說後會有「人生又被偷走了一些」的沮喪感，後來我便寧願少讀，或只讀喜歡的小說家的新舊作品。

或許中年人會變得保守，就是這個原因？當發現人生苦短，便不想把時間耗在沒把握的領域……

如果人有七十歲命，當來到三十五歲時，代表他和死亡的距離比和出生的距離近，而且是越來越近。時間突然變得countable，人就會在乎如何使用它，生怕浪費；一想到騰出整晚時間讀一本小說，其結果可能是半途而廢，中年人就會怯於打開小說的第一頁。

「與其讀小說，不如跑步更充實，還可以減肥健身。」他可能這樣想。當人變得斤斤計較，是沒法瀟灑起來的，所以我有一個小小理論：願意用很多時間讀小說，而且樂在其中的話，這其實是一種青春的、無為的狀態。

廿幾歲人，完全不會aware歲月在流走、生命有止盡，這種無所掛慮的狀態，最能享受讀小說之樂。這也是一種忘我的投入：掀開小說書頁，進入另一天地、另一人生，看見很多可能性、產生很多insight，內心滿懷驚喜。讀小說，等於讓思想自由飛翔。

不過當我們處於青春無為的狀態時，我們通常不自知。總是到中年以後，人才會驚覺當時的暢快美好。青春是你從遠處回望才看得清的。

剛才說我現在只讀喜歡的小說家，其中之一就是生於捷克、後來流亡法國幾十年的米蘭．昆德拉。他今年91歲了，但直至去年，他才接受捷克政府重頒給他的捷克公民身份。他有很長時間用法文寫作，但讀者卻習慣視他為捷克作家 — 不過我相信，他其實最喜歡在「世界文學」的版圖裡定位自己。

最近，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率團訪問台灣，高調自稱「台灣人」，把中共氣得呱呱亂跳，大快台港人心，網上亦吹起了一陣捷克文學風。我也順手拿起昆德拉來讀。

這次讀的不是小說，而是他談小說藝術的文集《簾幕》（The Curtain）（2005）。我喜歡昆德拉的理由很奇怪：因為他的小說不像小說，反像哲學沉思（另一原因是他的小說常談及音樂，有時更會借用音樂結構寫作。）他的散文也異曲同工，滿布令人拍案叫好、極有共鳴的段落。譬如第四部分「何謂小說家」，他談到「讀小說與沒時間」的問題：

昆德拉跟一位法籍作家朋友談天，堅持他一定要讀龔布洛維茲（Witold Gombrowicz）的小說。過一段時間，這朋友說他已讀了龔布洛維茲，「但我不明白你為何那麼偏好他！」昆德拉問他讀了哪本，才發現他讀的是龔布洛維茲寫得最爛、生前並沒不打算出版的報紙連載小說。昆德拉於是提議朋友應該讀《費爾迪杜爾克》或《春宮》，但對方憂鬱回應：「朋友，我的生命一天短過一天，我特別為這作者騰出時間，如今這時間已用完了。」

正是如此！

昆德拉想講的是：小說家最好奉行「核心倫理」，只將自己認可的好作品拿出來：「每個小說家都應該從自身開始，摒棄次要的東西。」這樣就不會害苦了讀者。相信張愛玲泉下有知也很贊同。

昆德拉深信小說發展具有延續性：前人開墾過的路由後人繼續深化。但他埋怨很多有學識的人對什麼是「重要小說」有錯誤認知。在他心目中，必須在美學上對小說藝術有貢獻才能在「小說史」佔一席位：譬如拉伯雷（Rabelais）的《巨人傳》（昨天董啟章剛巧介紹了這本小說）、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龔布洛維茲的《費爾迪杜爾克》（Ferdydurke）等。至於巴爾扎克那種如電影畫面般仔細的小說，並非昆德拉那杯茶。

昆德拉在《簾幕》裡經常引用拉伯雷、塞萬提斯等人的作品，來闡釋他對小說藝術的看法，譬如「瑣碎」和「玩笑」對小說創作的重要性。

小說自有小說存在的意義。歷代小說家努力探索寫作模式，就是要找出小說的獨特性。正如攝影出現後繪畫便不可能再走「複製真實」路線，而必須另闢蹊徑，小說也一樣，它也必須尋索出小說藝術的獨特處：

小說拒絕再做某個歷史時代的見證，不願再描寫某個社會，不願再為某種意識型態辯護。它只情願為「唯有小說能說清楚的事情」服務。

昆德拉認為小說發展至今，已拆走了隔開真與假的高牆（這方面卡夫卡是能手），它既不需恢宏壯烈的悲劇英雄，也不需要峰迴路轉的戲劇高潮（這些留給希臘悲劇和劇場好了），卻可以用瑣碎和玩笑承托起全局。這亦是昆德拉小說的迷人地方。他最怕用小說寫恢宏，以及其他pre-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小說家應該撕破這些「簾幕」（他所稱的「簾幕」，泛指社會上有權勢者為達到金錢權位等目的而編出的謊言： lies that serve the purposes of bureaucracy and greed and the joyless quest for power。抱歉我竟想起《基本法》裡寫著的「選舉權」和種種「自由」⋯⋯），讓讀者看見下面是什麼。

《簾幕》其實很像一本作者所撰的「導讀」（而這已是第三本導讀），唸完它，我突然明白昆德拉的小說為何經常定格在尷尬可笑情境，並由此引伸出驚人的哲學洞察。譬如他的第一本小說《The Joke》（1967）：主角是個愛開玩笑的人，大二暑假時，因心愛的女孩要去參加共產黨訓練營而無法相見，一氣之下，便開玩笑寫了張明信片給她。女孩之前曾在信中表示喜歡訓練營的樂觀主義和健康氛圍，他於是寫道：「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氛圍嗅起來有白癡氣息！托洛斯基萬歲！」

這玩笑本來轉頭便忘了，但卻被不懂幽默的共產黨發現了。大學黨委認定這人思想有問題，盤問再三，最後勒令他退學、下放鄉郊勞改……

男主角的生命軌跡，因一個玩笑而改寫。不過是瑣碎、無聊、尷尬和玩笑，卻譜寫出人生的荒謬悲苦。昆德拉就是如此：將讀者視線引向在最不起眼處，然後挖挖挖，挖出人性來。我想這正是昆德拉小說最吸引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