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的傳承之路》3

「抒情性是一種癡醉，人之所以癡醉是為了跟世界更容易地混為一體。革命不希望被研究、被觀察，它只想人們與它形成一體；從這一意義上看，它是抒情的，而且抒情性對它來說是必要的。」昆德拉在《生活在他方》如是說。為了使更多人融入革命當中，有時用上一些媚俗煽情的手段也「無可厚非」——誰說其非可能會被置諸死地。

因此，革命者的最大敵人，除了極權的暴君，還有那些無法被集體癡醉所感染的人。

「死了那麼多人，那麼多人被捕，你們還好意思在這種時候自我陶醉？」厚非者如果這麼說，只會招來很多人老羞成怒。在加泰羅尼亞的大遊行中，有幾個雜技人當眾表演疊羅漢，在場幾千人霎時間樂也融融，一起鼓掌，振奮地唱着熟悉的民謠。人群中也有一些人板着臉，沒法參與這種歡騰，對每一個陶醉者報以敵視。一致的政治立場，掩蓋了這兩種人的深層歧見。

《生活在他方》以下這一段凸顯歷史如此驚人地相似，反抗者集體鬧玩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牆後有男男女女被監禁著，牆上爬滿了蟲子，就在這牆的前面，人們跳著舞。啊，這可不是死神的舞蹈。這是天真、無辜在跳舞！帶著它那血淋淋的微笑的天真、無辜。」

「抒情性」才是我們的頭號敵人？

「禁止陶醉！」厚非者如是說，他嚴厲的口吻像一個暴君，像卡夫卡筆下的帶刀侍衛，一來到酒館就令全場人掃興。

有一位革命者即場反駁他：「A Revolution without dancing is a revolution not worth having!」

話音一落，人人立即鼓掌和喝采，人們得以重新團結起來，繼續跳那支血淋淋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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