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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的傳承之路》1

米蘭昆德拉已經90歲了,我不時想到當他辭世的那幾天,網絡就會爭相湧現講評,嘗試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概括這位現代小說作家,大概沒有人會這麼寫:

「見證中歐消失的最後一個見證人。」

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在黑格爾思想見到一種惡,名為「大寫的歷史」 — — 時代一定要進步,國家的元首和藝術的先鋒必須透過大事件驅使全人類前進,而人們亦只有透過大事件才能理解歷史。

很多人沒讀過黑格爾,卻很多人被這套觀念根深柢固地影響。香港人怎樣審視2019年6月至10月所發生的種種?是時序,是事件簿,是次數,是人數,「未來」就是一條填充題,答案可以用理性推敲出來,而歷史的失敗就在於「人類拒絕了正確答案」。

希特勒的答案是甚麼?日耳曼人的偉大復興。納粹以這個答案作為它的歷史前設,寫在二十世紀事件簿的最後一行,然後在歷史的中頁上衝鋒陷陣,像一個理科考生逐句逐句爬滿空白的答卷,卻慢慢發現自己接不上結論了。「大寫的歷史」就是如此荒謬,因着一個權傾者給出一個既定答案,接下來的將要發生的事也被「既定」了。亦因着這種「既定想法」,人們才會發明出「歷史的偶然」一詞。人們強調它偶然的時候,不正強調了某種「必然」存在嗎?

人應該順服這「必然」,還是反抗它?

「必然」所到之處,其他東西都要讓位,這就是「大寫的歷史」之惡。共產主義「必然」成為世界的大趨勢,於是中歐諸國的原有文化也「必然」要讓位給蘇共的統治。生於捷克的昆德拉見證這一切發生,他與來自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的朋友分享着同一命運,命運弄人之處就在他本來也是一個共產黨人,跟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憧憬歷史存在一個答案,卻萬萬沒有想過整個中歐都要退位給答案,他自己也不例外。

如果沒有意識到「大寫的歷史」,就沒法真正明白昆德拉在《之輕》中所寫:「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孤立無援的小說主人翁,像照鏡般看到人的對立面,那就是「非如此不可」。必然的重壓令人舒坦,不能承受之輕使人窒息,「大寫的歷史」是永遠沒法看得到這種人類的真正困境,只有小說可以——困境卻連同小說一併退位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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