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不是租界 － 《逆轉的東亞史（4）：非中國視角的上海（上海自由市篇）》

「煤氣燈、電氣燈、自來水、疫苗等是誰先使用的？那是上海自由市首先使用，然後安徒生的丹麥和亞歷山大的俄國才慢慢學會的，但是現在則變成了比愛沙尼亞更落後的地方。」

《逆轉的東亞史（4）》以劉仲敬十分獨特的觀點去理解曾盛極一時的上海公共租界歷經約一百年的豐饒日子後，最後為何如此黯然地消亡。劉仲敬抽離中國傳統「喪權辱國」觀點看上海租界，而嘗試用一個更抽離的角度去看這個已消逝的老上海傳奇。

劉仲敬鮮明的表達風格讓你只要一讀他的文字，腦中自然浮現劉仲敬說話時的口音。只是在這本書中，劉仲敬為詮釋觀點的而舉的例子說明有時候扯得太遠，影響閱讀的體驗。

劉仲敬對舊上海的獨特看法，首先可從他的特別用語著手：

上海公共租界 → 上海自由市

這本書的主角「上海自由市」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劉仲敬認為上海公共租界的偉大在於行之有效的獨立司法系統及自治制度，而他更認為不到一百年歷史的上海公共租界就是歷史中出現過﹑像自由城邦般的存在。

上海公共租界土地主要繼承自原英國及美國租界，因此租界引入了英美普通法體系。在租界內發生的商業糾紛，除了可以靠英﹑美領事法庭處理，甚至是其他國家領事處理外，更可訴諸遠在香港的法庭。比起清朝的體制，甚至是鄰近的上海法租界，更能公平地審裁爭端，以及有效保障私人財產。在劉仲敬的看法，建立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有利營商環境，造就上海的繁榮。

上海公共租界的權力核心為上海公共租界納稅人會議以及上海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納稅人會議是租界的代議組織，對租界重大事務作決定。而上海工部局為最高行政機構，由多個西方國家代表及少量華人組成，實際上擔任類似「上海市政府」的角色。雖然工部局由不少西方國家代表參加，但工部局在決策時，卻主要為當地地主，即納稅人負責，宗主國相對影響力較少。

租界 → 居留地

劉仲敬認為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當中的Settlement 應該譯作「居留地」。他認為這詞本質上中性，但譯作「租界」這種帶有貶意的字眼，是某種歷史的建構，目的是要煽動起人民的喪權辱國情緖。他同時舉例，中國歷史上其實不乏「居留地」的出現，例如唐代時曾允許來自西域信仰伊斯蘭教的商人在廣州一帶建立居留地方便通商，並在地區內沿用伊斯蘭教法。但沒有人會說這是「喪權辱國」。

上海曾是東亞最先進﹑繁榮的城市，劉敬仲將此形容為「比丹麥﹑瑞典更先進」。而他認為上海的成功來自引入先進的英美司法制度，以及擁有向納稅人負責而敢於與宗主國抗衡的自治組織。而劉仲敬認為上海在為一個「自由邦」的沒落主要來自其日後的「南非化」和「南越化」局勢發展。

「南非化」：自治階級過度膨脹

自小刀會之亂，大量住在上海縣城以及鄰近地區的逃進上公共租界，打破了租界只有外國人居住的情況，大量中國移民/難民進行租界，令租界內人口暴增。

而在往後幾十年發展，華人開始擁有更多參與政治的力量，納稅人會議開始有華人成員，始能影響工部局董事選舉。具代表性的是於1919年成立的納稅華人會，展開華人在左右上海政治的歷程。在劉仲敬認為，當時的華人，尤其是國民黨人始終缺乏對自由秩序的認知，缺乏維持自由社會的經驗，因此使本來運作良好的自由社會群體瞬間變成了社會的少數，打破了「自由城邦」的生態平衡。

「南越化」：共產勢力的滲透

劉仲敬認為當年國民黨在明在暗運用不同手段務求增加對租界的控制。在明，國民黨的大上海計劃透過發展租界周邊的土地，建立一個自主的國際港口城市，同時務求打破租界的壟斷，甚至是迫使兩個上海租界最後融入大上海之中，有點像今日大灣區的目的。在暗，作者指出國民黨擅長以黑社會的地下手段滲透上海租界的社會各界，甚至是將控制力延伸到租界的代議及行政機關。

但劉仲敬指出，只慣於以江湖手段辦事的國民黨，在面對擁有組織與滲透能力出眾的共產勢力，卻毫無招架之力。他認為共產勢力開始成功滲透上海的一個契機是五卅運動。五卅運動引發自一間日資工廠內發現一個童工的屍體。這場運動由一埸工運，經國民黨介入後演變成一個大型群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勢力。最後整場運動雖然慘劇收場，但共產勢力卻成為贏家，因為在過程中共產勢力以強大的群眾組織能力將整個運動的主導權由國民黨中搶過來，壯大了其勢力。而共產勢力最後把國民黨在上海的努力全部收割得來，成功滲透上海租界各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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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上海的經驗對於今日的香港還有甚麼啟示的意義，但這個老上海，就是我爺爺成長的那個上海，從我小時爺爺就講很多他在上海時的點滴，這個地方怎樣的浮華﹑怎樣的黑暗﹑怎樣的剌激。爺爺在半年前過身了，閱讀關於舊上海的書，便成為我與已逝的爺爺連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