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番我們管不著

或許是以前唸電影系的緣故，我已不相信有「客觀的歷史」。所謂「歷史」是什麼？是經由敍述者「剪裁」而成的國家或時代興衰故事。

正如紀錄片的鏡頭與影像，皆由敍述者（導演）來編排及取捨，歷史的敍述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歷史研究者未必有紀錄片導演的自覺，總幻想自己在「逼近」客觀真實。在歷史書寫這範疇裡，「客觀」仍是美德。其實，某一歷史敍述顯露了什麼、裁掉了什麼、刻意略過了什麼，反映了敍述者對所述時代或國家的預設取態與自身史觀（再工心計一點的說法，是反映了敍述者意欲他人產生怎樣的取態與史觀）。以此角度理解「歷史」，自會明白以前大陸人寫中國皇朝史，為何老充斥著「偉大農民起義運動」、「無產階級革命萬歲」、「地主階級奪去革命果實」等字眼。

因為沒將「歷史」視作客觀之物，所以我喜歡「平行」地讀史。譬如關於中日甲午戰爭（或日清戰爭），會同時並讀敵對雙方寫的史。史學家也是人，而人總習慣從己方角度陳述事件，按心中形象展示自己，所以敵對兩方寫的歷史通常面貌迥異，如兩個不相干的故事。清人會認為日本仔奸狡、愛玩偷襲、說話不算數，1874年李鴻章在一封信函裡便如此形容：「其人外貌呴呴恭謹，性情狙詐深險，變幻百端，與西人迥異」。但從日本角度看，為求盡快擺脫野蠻不文明弱國角色，躋身列強一員，不擇手段向外擴張也是沒法子的事。你不打人人便來打你呀。加上大量前武士階級因廢除階級制而「失業」，蠢蠢欲動，發動戰爭正好消耗這股不安穩勢力。總之先下手為強。

近年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不少「非漢族中心」歷史著作，找「平行」讀物比以前容易得多。最近讀大陸作家雷頤的《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發現也是本不錯的「平行」著作。

雷頤引用大量李鴻章寫的奏折及書信原文，細致勾勒出十九世紀清廷上下如何因愚昩固執和幼稚的外交思維，斷送片片河山。對於李鴻章以失敗告終的多次對日交涉，著墨尤多。此書難得能拋開華人世界對晚清歷史與人物的固有觀念，直接讓「史料」（奏折書信）說話，對清官員種種蠢笨固執行徑，也少有避諱。

作者寫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一事，便跟只諉過日方野心的歷史書不同，對前因後果和清方失誤都有所述。雷頤提到，早於1871年（明治維新第四年）日本已異想天開，要中國跟她簽不平等條約，單方面給予日本通商特權、領事裁判權等。在李鴻章大力反對下，才死死地氣簽平等通商條約。此時李鴻章仍未看清日本，還以為有了條約，就可把她「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沒想到翌年日方就派人來說要修改條約，還暗中打著台灣主意。

到1874年4月，日本已設置「台灣事務局」，並於長崎設「侵台基地」，一個月後，即派三千餘日軍，從台灣南部登陸。是為日本維新後首次出兵海外。

按中史課的思維邏輯：日本明知台灣屬清廷領土，還強行侵入，錯誤自然全在日方。不過若將鏡頭拉濶，看看前一年（1873）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官員如何笨拙回答日本官員副島種臣對「琉球船民被台灣生番殺死」的拮問，會看到更多事情的脈絡。雷頤詳述了副島與總理衙門的交鋒，且抄錄部分內容：

日方提出琉球船民被殺事件，要向台灣東部「土番」興師問罪。……日方爭辯說琉球人即日本人，之後便話鋒一轉，十分狡猾地問道：「今謂貴國官吏對琉民曾加救恤，請問對狂暴虐殺琉民之生番，又曾做何處置？」總理大臣……信口回答說：「該島（指台灣）之民向有生熟兩種，其已服我朝王化者為「熟番」……其未服者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生番之橫暴未能制服，乃我政教未逮所致。」

所謂「生番」是當時尚未受清廷控制的台灣原住民部落。琉球船民遇海難、五十多人遭台灣生番殺害，發生於1871年。對於日方查問「為何不處置殺琉球民的生番？」，總理大臣的答話也真老實得過份：「生番我們管不著呀」。總理衙門等同現代的外交部，外交官員如此回話，豈不等於告訴對方，台灣還有好些「無人地」？正在找空子鑽的日本人，哪有不打蛇隨棍之理。

這次「牡丹社事件」，日本固然野心勃勃，但清政府確也是「外交失言」在先，對方才有機可乘。清廷並非全然沒錯。又或者不是錯，而是笨和保守，欠缺對外交重要性的充份認識。狼子野心者，也得有豬一樣的對手，才能一起跳出炮聲隆隆的歷史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