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媚俗

不問本質，只問身份，身份政治是時下一大癥結，連那些反對身份政治的人，都終日把「左膠就係咁」掛在嘴邊。在米蘭昆德拉的筆下，每個主角無時無刻都在對抗外界強加的身份定型，重覓自我定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薩賓娜，第一個要擺脫的身份是情婦（一個作家所賦予的身份）。她戴着爺爺的禮帽凝視鏡中赤裸的自己，返照內觀，然後用接下來的篇幅擺脫這個形象——她絕非僅僅是一個情婦而已。

在單純的香港人眼中，擺脫情婦的意思就是獲取妻子的名份，用身份救贖身份，但薩賓娜接着質疑的卻是「女人」本身：

「他們初交時，弗蘭茨以一種奇怪的強調性口吻宣稱：『薩賓娜，你是個女人。』她不明白，為什麼他要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一本正經地強調這眾所周知的事實。直到近來，她才明白了『女人』這個詞的含義，明白了他何以作那麼不同尋常的強調。在他眼中，女人不僅意味著人類兩性之一，這個詞代表著一種價值。並非任何婦女都堪稱為女人。」

你是女人，這是事實，但他人是否把你當成一個女人、甚麼樣的女人，卻是另一回事。弗蘭茨眼中，女人必須受人尊敬，有一個理型，而這個理型就是他的母親。在他12歲那年，父親拋妻棄子，這個環節有很多情景可以寫，但昆德拉只寫一個：

「父親走的那一天，弗蘭茨和母親一起進城去。離家時，他發現母親的鞋子不相稱，猶豫不決，想指出她的錯誤，又怕傷害她。在他與母親一起在城裡走的兩個鐘頭，他的眼睛沒離開過她的腳。這是他第一次體會到難受意味著什麼。」

一雙不相稱的鞋，就是象徵「身份」，纏足就是中國人對女性的身份束縛，迫使女人把自我存在屈居在繡花鞋之中。弗勒茨發現母親的鞋子不相稱，這句說話可謂意味深長——丈夫的離去使她變得與「母親」這個身份不相稱，但她勉強自己也要穿上這雙鞋子。弗蘭茨難受，不是因為他同情母親，而是他在意這不相稱。身份政治怎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將她改稱為單親母，由這雙繡花鞋換成那雙。

薩賓娜終身不嫁，是為了擺脫「女人」這雙鞋，但鞋豈止一雙？她移民日內瓦，想擺脫「捷克人」的身份，這鬼魅卻如影隨形不放過她。她來到移民聚會上，與同胞談論對抗蘇聯。當她質疑大家為甚麼不回去打仗時，灰髮男人卻反唇相譏說：「反對共產黨統治你做了什麼？你也只不過是畫畫兒……」

灰髮男迴避了質問，用身份駁斥：你只是一個畫家，沒資格這樣問我。不相稱！單單是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一個畫家，她的意見就不被人理會了。偏偏，她為甚麼要撕破臉見這些頑固的人？不就單純因為大家都共擁「捷克人」這個身份而已？

「她是一個畫家，曾經細心留意並記住了那些對調查別人滿有熱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徵。他們都有比中指稍長一些的食指，並且愛用它去指那些偶然與他們談談話的人。事實上，直到一九六八年，統治了這個國家十四年的總統諾沃提尼，正是曾經掀動著與其酷似的這種理髮店裡做出來的波浪灰髮，用最長的食指指向中歐所有的居民。這位尊貴顯眼的移民不曾看過薩賓娜的畫，從畫家嘴裡聽說他像諾沃提尼，臉變得緋紅，白一陣，又紅一陣，最後轉為慘白。他想說什麼，什麼也沒說出來，只得沉默。直到薩賓娜站起來離開，大家也都沉默著。這使她很不高興。走到街上，她問自己為什麼要費那麼多心思與捷克人保持接觸。她與他們有什麼關係？是地域嗎？如果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祖國的名字在他們心目中將引起何種聯想，各人頭腦閃現的國土狀貌肯定迥異，整一的可能勢必勾銷。」

只有身份，沒有內涵，除了沉默他便沒有其他本事了。薩賓娜想講的是，縱然大家的身份一致，各自的內涵也可以迥異，對捷克人的想像也可以不同。不過在外人眼中，你來自捷克，你就跟千萬個捷克人一樣：

「移居一兩年後，她偶爾去巴黎參加祖國被入侵的周年紀念。抗議遊行當然在計劃之列，她當然也被捲了進去。年輕的法國人高高舉起拳頭，喊著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喜歡這些口號，但使她驚奇的是，她發現自己不能夠跟著他們一起喊。她只堅持了幾分鐘便離開了遊行隊伍。她向法國朋友們說起這件事，他們都很驚訝。『你的意思是說你不同意反對對你們國家的占領？』她本來想告訴他們，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後面，在所有占領與入侵的後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的口號的齊步遊行。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也沒法使別人明白這些，便尷尷尬尬地改變了話題。」

這普遍的邪惡，在蘇共的遊行之中，在巴黎黃背心的遊行之中，也在七一民陣遊行之中，但明白這邪惡的人，也知道自己永遠沒法使別人明白這些，只有無盡的孤單。薩賓娜是一個捷克人，所以在外國人眼中，她就必須代表着被蘇聯迫害的同胞發聲，利用她移民的身份捍衛自由，但她厭倦這些。她輾轉來到美國，也沒法擺脫這種事，政客和鄰居都愛找荏她的身份，她最後只能這樣——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米蘭昆德拉說，薩賓娜終其一身都在背叛。背叛是永恆的流放，一旦背叛第一次，就只能周而復此地流放到更遠的地方去，但比美國更遠的地方在哪？我們盼望更遠的地方有着不一樣的風景，但若然邪惡是普遍的，那就意味來到新地方也只不過是舊事物的重演。一個美國參議員，指着車窗外在草地奔跑的四個孩子，回頭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裡，「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他的話裡面，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裡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台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台上，對下面帶著同樣笑容的遊行公民發出的笑。

這普遍的邪惡、普遍的笑容，到底是甚麼？

媚俗，對價值的全盤認同，毫無保留地認同生命，使一個美國參議員與共產黨員無異。「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媚俗引起兩種前後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種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薩賓娜來到這最令人無助的結論：她也只能以媚俗作為基礎。她在美國與一對老夫婦同住，看似兩老收養了她，實情是她收養了兩老，她的闖入令兩老的生命繞着她轉。看着他們白頭到老恩愛如初，看着三個人一幅美滿生活的畫面，薩賓娜莫名感動，眼角泛起一點淚光，但這不就是媚俗之淚？畢生對抗媚俗，此刻卻身陷其中，她感到被自己背叛。

「她清楚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幻覺。她與這老兩口過的日子只是一個短暫的間歇。老頭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將去加拿大跟兒子一塊兒過。那麼，薩賓娜的背叛之途又將在別的什麼地方繼續。一曲關於兩個閃光窗口及其窗後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時從她生命的深處飄出，匯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她被這首歌打動，但並不對這種感情過於認真。她太知道了，這首歌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媚俗一旦被識破為謊言，它就進入了非媚俗的環境牽制之中，就將失去它獨裁的威權，變得如同人類其它弱點一樣動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

邪惡，終歸是弱點，人的共性。除卻身份，你還剩餘甚麼？莫衷一是？或許莫衷一是這種不被固定的狀態，才可應許人超脫出來的自由。小說，將人從種種身份解放，但因解放而生的感動之情，卻與邪惡的媚俗無異，這就是人的困境。而反思這種困境，重新找尋自我的內在動機，便構成了故事。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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