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皎潔月色和追思的鐘聲，歸來吧！山的少女－莎秧！

「我很歡喜，我也要看看東京的雪與櫻花。」

昭和十三年（1938 年） 9 月，在那個「皇民化運動」正遍地開花的年代，吹拂著南國之風的華麗島上，有個不曾到過帝都、卻也無法親眼見到那兒的落櫻飄雪，來自山的少女－莎秧。她幫忙接到從軍徵召令，準備離開前往中國戰場的日人教師－田北正記搬運行李，在颱風天冒著風雨下山的途中，不甚失足墜溪而就此失蹤。

看似純粹的義行善舉，受到當時局勢和氛圍下的刻意操作，竟被神格化後成了戲劇、詩歌，繪畫和影像等，各種具文化渲染力的藝術表現，卻也因為如此，莎秧及其以「她」為靈感所創作出的故事或劇本，才能被後人給記憶、傳唱和歌頌著。

小說《莎秧的鐘》的作者：吳漫沙，本名吳丙丁，福建省晉江縣泉州人。他是日治時期僅能使用中文，而非以「國語」（日文）來書寫的大眾小說家。1937 年正式來台定居後，接受徐坤泉的邀請，加入當時唯一漢文刊物《風月報》擔任編輯，並開始在該雜誌上連載漢文的白話通俗小說。或許因為他在台中國人這個特殊身分的影響，吳漫沙曾多次進出拘留所，戰爭後期更被日軍指為「中國間諜」而短暫入獄。

彷彿像是受到莎秧的精神感召，為紀念這位善良助人的泰雅族少女，吳漫沙以漢文白話寫下小說《莎秧的鐘》，並於昭和十八年（1943 年）由當時的南方雜誌社出版。在這部作品中，他借以日人田北正記與原民少女莎秧的「名」，從這些存在於現實中非虛構的人物向外延伸、譜寫，透過角色與周邊的人物在日常中互動之「事」，嘗試描繪出一種「縱使是來自於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人們，也都能在同一塊土地上和平共處」的美好想像。

「同時那悠悠的鐘聲，又喚起了他們，不，是喚起了六百萬島民的一致團結，向著報國之路邁進！」

在小說《莎秧的鐘》中，吳漫沙為這個捨己為人的山的少女－莎秧所安排的，是一個關於帝都的美夢。當眾人將她自激川河流中救起時，滿身傷痕的她，手中仍牢牢地緊握著的，是日人教師田北正記的日本刀，一把象徵著愛國勇氣，隨時願意報效國家的刀；然而，這個泰雅族的少女，無論在現實中或是隨著故事的演進，最終都沒能活著去到東京，甚至很有可能也沒機會看見，什麼櫻花盛開或白雪靄靄的景象。所謂「東亞和平」的理想，因為中日戰爭的白熱化，最後只存在字面上所編織出的夢境之中。

隨著時間之輪不停的流轉，山的少女－莎秧的事蹟就像是一首變奏曲的動機主題，時至今日仍持續地在演化、變形，從當初刊載在《台灣日日新報》上，標題為「番婦渓流に落ち，行方不明となる」的報導之後，開始進行著一連串富有皇民化色彩的變奏，緊接著又在戰後，為了削弱日本化，刻意地將故事中的部分設定做了修改。從現存的文獻資料或破碎片段的口述記憶去回朔，究竟何謂真實的闡述紀錄，何謂虛構的美化加筆，那條界線早已變得模糊難究。

山的少女－莎秧，她肯定從未料想到，自己的事蹟有一天會被寫成詩、譜成曲，卻在不同的時期背景下，被用不同的語言來讚頌；她肯定不會相信，自己的精神亦可被具象化成了一口鐘，卻早已不是當初長谷川總督頒贈給家屬的那一口鐘，就連當初自己遭難的地點現址，也僅剩下一座在戰後遭破壞的紀念石碑。

若褪去殖民統治與戰爭紛亂的色彩，我們能否替吳漫沙的小說《莎秧的鐘》或是那位泰雅族的少女，重新改寫出另一具有不同意義的結局：

「終於，循著皎潔月色和追思的鐘聲，我們喚回的是，帶著笑顏平安歸來的，山的少女－莎秧！」

(文章收錄於國立台灣文學館「臺灣行卷：藏品故事轉譯行銷計畫」）

★作家小傳

吳漫沙（1912年07月15日－2005年11月10日），是台灣日治時代的大眾小說家。本名吳丙丁，筆名漫沙、B.S.、曉風、林靜子、湖邊客、沙丁，福建晉江縣泉州人，1937年後正式來台定居，2005年逝世。曾擔任過《風月報》、《南方》、《新風》編輯，創辦《時潮》雜誌，戰後則擔任記者。主要致力於文學創作，範圍廣及論述、詩、散文、小說、戲劇，曾獲文建會優良詩人獎，著有《莎秧的鐘》、《大地之春》、《黎明之歌》、《韭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