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不道的札記本：時務學堂二

戊戌政變後，十一位時務學堂學生追隨梁啟超到日本，當中包括十六歲的蔡鍔。蔡死後，梁曾撰文追念跟學生「打地舖」的東瀛歲月：

「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堅町租了三間房子，我們十幾個人打地舖，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捲起被窩，每人一張小桌，念書。當時的生活，物質方面雖然很苦，但是我們精神方面異常快樂。」（《蔡松坡遺事》）

這些學生投靠梁後，開始學習日語，準備投考當地學校（不過兩年後，有八人死於自立軍起義）。梁有時也跟他們切磋學問，所用之法，還是以前時務學堂的老方法：學生將讀書心得寫成札記，由老師寫批語回應。

這種札記往來的學習法，今天看來新穎，其實是借鑑中國舊式書院做法。南宋時，朱熹於白鹿洞書院時便要求學生做讀書筆記，稱為「日課」。梁啟超老師康有為辦萬木草堂時，也用類似方法。

沒有standard answer的學習法，師生皆需投入大量心血，成效卻可以很顯著；因為學生等於擁有一位貼身導師，帶領著他探索和思考。這種學習法，今天也是千金難求。

不過寫札記是刺激思維的方法，重點始終是內容與角度。1897年的梁啟超，已是名滿天下的上海《時務報》主筆，常在報上倡議廢科舉、辦學校、譯洋書，現在能有機會搞新式學堂，自然志氣高昂，躍躍欲試。這一年的十月，24歲的他懷著熱血，帶著三名助教（皆為康門弟子）來到長沙。當地官紳皆欲一睹其風采，所以天天賓客盈門，連舊式學堂負責人也為他設宴，風頭一時無兩。

11月29日，學堂正式開課，校長是後來任北洋政府第四任總理的熊希齡。梁啟超曾談及這段激情的教學歲月：

「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夜不能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約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清代學術概論》）

後世記得的梁啟超，是「戊戌維新主將」，但此際的梁啟超，卻是激進的青年導師。到底有多激進？從他寫給學生的札記批語，可以一窺這「九反」老師灌輸什麼思想給學生。

梁啟超此時是康有為忠實信徒，他在通識課（溥通學）用的是《孟子》、《春秋公羊傳》等典籍，教的是康有為「公羊三世說」（這是一套backup變法的學說，主要觀點包括孔子是撰寫《春秋》的托古改革者，而非今天我們認為的教育家），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與西方民權思想較接近的儒家學說。

Stephen Platt在《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一書提到，梁批答學生札記時，會毫不留情地批評時政，又鼓勵學生思索創新的強國之法。有一篇學生札記便提議廢科舉，然後將受科舉荼毒的老讀書人全數招攬進「學究院」，「歲給蔬膳」，目的是籠絡控制他們，待他們老死，就將學究院改為新式學堂，是為「一舉兩善」之䇿。

方法雖搞笑，卻很有新意吧？

參觀時務學堂故址時，購得一本《湖南時務學堂研究》（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裡面記載了以下梁啟超對學生札記的批語：

關於對皇帝的跪拜禮：「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跪拜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為外國訕笑也。」

關於衣服裝策：「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可變矣。」

不下跪、變衣裝，以當時尺度可謂大逆不道。

助教韓文舉也很厲害，他這樣告訴學生：「美國總統有違例，下議院告之上議院（即眾議院告之參議院），上議院得以審問，例能奪其權而褫其職。英國雖君臣共主之國，其議院亦曾廢君。可見舜亦（應）由民公舉，非堯能私授也。」

這不就是我們現今認同的「議會民主制」嗎？在這學堂裡，學生可自由討論不同政制的好壞，老師可大談「天子降尊」，師生字典裡沒有「禁忌」一詞。這種討論自由，恐怕在今天香港也難做到，更不要說中國大陸。

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推崇民主和議會制，但他認為這些「好東西」中國古已有之。事實上，他當時的治學方法仍以儒家為重心，努力從經籍找出和西學契合的部分，加以發掦。蔡鍔在一篇札記讚美歐美議院制，稱之為「西人之法」，梁便給了以下批語：

「議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子固深知其意而屢言之者也，見於《春秋》。」（議院制度，何必說它源於西人呢？孔子早就在撰寫《春秋》時，屢次提及議院制了。）

這話今天讀來惹笑，但可見梁對西方政制了解不多。不過他是個敢於認錯的人，十多年後，便公然表示康有為那套今文公羊學不行，又痛陳「隨意附會」的害處：

「偶見經典中某字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沾沾自喜，謂此制為我所固有。⋯⋯比附之言，傳播既廣，⋯⋯以為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真義。」

不過這時候，時務學堂早已隨時代風流雲散。據展廳上的介紹，戊戌政變後，學堂改名為求實書院，之後和嶽麓書院合併，成為湖南高等學堂。（長沙之旅，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