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大臺主義與抗爭推演

在探討這個自2014年雨傘革命其間激烈辯論、至今仍無公論的議題以前，讓我們先設想一個既無政府、亦無法律的原始部落。

在這個虛構社會中，僅有以習俗形式存在的法則規範個體行為。然而這種初階的部落法則 — 或曰社會控制形式 — 祇能於成員之間關係緊密、大多擁有血緣連帶關係、或共享堅定的信仰或傳統的族群中得以成立。更關鍵的是，該社會環境必須相當穩定。

一旦變更上述條件，社會控制將因問題叢生導致失衡。主要缺憾如下：

一、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原始部落內，成員有著大體相同的一套世界觀、信仰、價值觀，因而對規範的具體內容，乃建基於某種集體共識之上。然而假若共識逐漸不復存在，成員彼此開始質疑規範，甚至就決策意見分歧；產生爭議之際，由於並沒有共同標準可以訴求，祇能各說各話，或者以群眾壓力強行摒除異見，令不滿情緒轉向暗中滋長，進而埋下分崩離析的因子。

二、靜止性 (Static)

部落規則，是隨時日增長建立的共識默契，過程中自發且緩慢地成長、改變。但當發生急遽及鉅大的變動，成員必須迅速作出危機應變，缺乏適切調整機制的原始社會將面臨極大困難。

三、維護規則之社會壓力的無效率 (Inefficiency)

由於部落並未設立專門機關裁量有否違反規則，同時無法依例懲處違規者。

初階、次級規則之結合 (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

在更為大型及複雜的社群，必須透過類制度化的安排，消除爭端。由是衍生出的次級規則，也是法制的由來。

一、承認規則 (Rule of Recognition)

任何新生或外來的概念，若具備某些特徵，符合社群建立之共同利益或目標，就能納入為社會團體壓力之後盾。藉著承認規則，提供族群決定何為其共同遵守之規則的參照標準，讓社會控制之不確定得以彌補。

二、變遷規則 (Rule of Change)

授權個人或團體制定新生初階規則，使特定個人或團體獲得訂立、廢棄初階規則之權利，或設立爭端處置機制，交由集體決定走向。成員之間亦會以規則變遷衡量某項初階規則是否合乎時宜，從而做出恰當修正，消減靜止性為決策帶來的延緩滯後。

三、裁判規則 (Rule of Adjudication)

授權予個人或機關，在一定情況下，就某初階規則是否被違反，以及應處以何種制裁，作出公正權威的定奪。除了決定誰有權審判，也決定審判程序。

上述例子，取自法律學者赫德(H.L.A.Hart)著作《法律概念》(The Concept of Law)之中譯本導讀部份。由於本文描述的是「制度」之生成，狹義為舊制度主義中的「法律主義」，須具備白紙黑字的明確規則規定。

若將概念引申應用於社運組織決策的推進，採用的是較為簡化、不具正式約束力的「潛規則」，也就是參與者通過現場互動、經驗累積而確立的共識默契。其內在以律己，即批判反思的態度，及體現對規則變化的接受程度；其外在以律人，循觀察者的外部觀點，分析制度內社群行為的箇中規律。

從「拆大臺」迷思，到實踐「沒有大臺」

回說香港社運長久以來的「大臺主義」，就是上述初階規則而陷入固步自封的成例。

昔日抗爭活動的典型，由主辦單位、發言人或領軍人物、糾察構成的「團體運動」，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法為基調，決策以政黨團體為主軸，相應地需要為行動付上道義與法律責任。

一如前文所言， 雖然大臺權威源自參與群眾對主事者之理念及個人魅力的認同、信任，且與自身利害關係一致，但長此下去，核心決策層的保守僵化，個別領袖抱持「見好就收」心態，糾察「捉鬼」式的排除異己，令本來大好形勢的社運，往往以如同反國教集會「一夜銷兵」的方式匆匆退場。

無論609、612或621由素人自發的群眾升級行動，大臺除了基於本質被社會觀感認定為過激，也因為無法指揮現場參與者，一如既往地局部「割蓆」以外，事實上並不新鮮。

在2014年的旺角佔領，早就體現過這種「沒有大臺」的範式轉移；包括黃之鋒出獄後向包圍灣仔警察總部的群眾建議「去留公投」遭到拒絕，同樣在旺角陣地有先例可循。

群眾自主自發突破既定大臺思維，雖然未盡是繼承2014年旺角佔領、2016年初一抗爭的精神，但在政治、司法雙重打擊的社運低潮下重新嘗試，仍不失為造就青年人汲取抗爭經驗、社會大眾檢討想法的機會。

局限與省思

反《引渡條例》抗爭，因緣際會地發展至短暫的平和、勇武並行。即便如此，由於抗爭在特區政府表面放下身段的「暫緩推行」與連番公開道歉，「見好就收」的大臺不但由民陣逕自取消三罷，使好不容易積蓄的民氣消散；其後更有泛民代表公開勸退較為激烈的升級行動，與曾鈺成向示威者示意「去得太盡」會遭民意逆轉反噬的呼籲，異曲同工。

609、616、626接連由民陣號召上街，顯然漠視103萬甚至200萬民意陷入集體失能的致命之傷：特區政府由昔年的漠視「數人頭社運」到直接蔑視堅持修例，迫使其暫且勉強讓步的，除了勇武一方的努力與犧牲、烈士梁凌杰的死諫，更有可一不可再的國際政治變局，在國際奧援到來以前維持頡頏之力。

那邊廂，沒有大臺，但同時欠缺當仁不讓擔任新興領袖的群眾，同告獨力難支。其局限在於，既未有從意義上奠定次級規則以修正大臺的機制缺失，也沒有另建具有足夠號召力的大臺。

加上多場零散街頭佔領、警民衝突的身心消耗，以及被捕及控告的風險增加，五大訴求與政治現實過於懸殊，620死線並無得到普遍公眾認受，令行動大義失卻支柱，抗爭者也逐漸喪失持久奮鬥的重心。

準確而言，問題早就不在於抗爭手法分歧，一言以蔽之：「被動 / 消極保護自由」與「積極爭取 / 增進自由」之間的分野。

不論民族主義或者命運共同，皆傾向後者；而香港，自始至終卻滯留在前者。對於港人而言，定義「自由」就是生活得最舒適的做法 — 拒絕中國橫加干涉，放任由我自行管治。

更精準的形容，就是一種「功利政治參與」，而非意識形態、政治理念的追求。自1997年主權移交前的「民主回歸派」，也是基於這種純粹消極自保的想法：既然「回歸中國」無法避免，那麼底線就是《聯合聲明》與《基本法》內列明香港的民主化，「既要民主也要回歸」。

故此香港爭取民主，不過是基於現實需要，但求制度上與中共政權之間有所區隔，不是以公民自由及享有平等權利的理想為目標，故肯認中國享有主權狀態作為前提，「民主」要由中共自上而下地施予，非自決自立而得。港人對「見好就收」的概念，由是根深柢固。

就算當前青年思想趨向進步，思考上依然未提升至這層次，於是乎在滯礙於斟酌升級不升級、行動不行動的成效；而又因為議題設定的不徹底，在特區政府以「修訂到某時某刻自行消亡」含糊地虛應故事後，僅就「反送中」(不信任中共制度)並無甚麼明確後續可言，最終政治能量難免歸向市民付出成本較低的選舉，止於「血債票償」，短期內變更政治版圖，而不是長遠地變革政治制度。 然後，上述惡性循環重覆至2047，大家都沒有記取深切教訓。

割裂審視整場抗爭中的部份行動，例如聯署、遊行集會、自衛還擊等，獨立論斷是否「有用」，並無多大意義。皆因本質上從多種方法進路之中做盡可能之事，結集力量才會構成足以逼迫政權改弦易轍的壓力，故此任何行動都是缺一不可的一環。

可惜的是，隨著1989年再度煙消雲散的三罷，「見好就收」拒絕升級的阻力，群眾包圍警總平白消耗，究竟為政權消減多少重壓，換取寶費時間以圖新一波的秋後算帳？

可以預見的是，目前短中長期目標方寸盡失，大臺存在與否，在抗爭能否延續都成問題的當下，已經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