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西西〈店鋪〉及其它
西西〈店鋪〉長年以來收入中學教材，因此廣為人知。筆者中學時為考試而讀覺得不甚喜歡，但一旦脫離考試語境，就感受到文章溫暖細緻之美。故歷來有說〈店鋪〉是好文章，只是不大適合考試。日前哲學教授王偉雄在臉書批評西西《我城》與〈店鋪〉之文字，筆者已以〈始自西西《我城》的一點追溯 — — 文學觀點與個人澄清〉一文回應，但希望在此補回對於〈店鋪〉的一些讀法，同時進一步釐清一些文學觀念，並在報章的公共版面留下一點紀錄。
不能刪去的情味
以下單談王偉雄教授對於〈店鋪〉的批評。他說，他喜歡此文、喜歡西西的筆觸及整體散發的情調，但認為其中的沙石文字不少。「因為這是一篇平實的散文，沒有理由相信那是故意為之的『文字陌生化』。就以開頭幾句為例：『那些古老而有趣的店舖，充滿傳奇的色彩，我們決定去看看它們。我們步過那些寬闊的玻璃窗櫥，裏面有光線柔和協調的照明，以及季節使它們不斷變更的陳設。』」王氏稱奉 Strunk & White 《The Elements of Style》 說的 “Omit Needless Words” 為金科玉律，接下來改寫〈店鋪〉的首幾句為：「那些古老而有趣的店舖，充滿傳奇色彩，我們決定去看看。步過那些寬闊的玻璃窗櫥，裏面有柔和協調的照明，以及隨季節不斷變更的陳設。」
王氏稱「季節使它們不斷變更的陳設」的「它們」太「礙眼」，代名詞先行易起混淆，故刪；而原文中的「的」、「它們」、「我們」和「光線」並非必要，也刪。王氏針對西西〈店鋪〉的「們」字，指「西西這篇散文只有千多字，用了『們』字共三十一次（「它們」十三次），似乎對這個字有偏好。」
既然王氏針對「們」，我們就由此談起。按原文中，除了以「它們」統稱代指各式店鋪十三次，其餘十八次就是「我們」，指去觀看的敘事者及其它人。這樣「們」字的存在意義其實很清楚：西西著意以「它們」代指文中所提到的各式店鋪（王氏誤以為引文中所指是「陳設」，其實看上文下理就知道了）；這又與去看店鋪的「我們」呈對應關係，「我們」對「它們」，分殊之中另見平等相待，並有一種呼喚的親切味道。
而「我們」，首先它有經驗的根據：作者希望書寫的，是與朋友一起去看店鋪的經驗，這個不應也不能改為「我」；其次，「我們」的所指未明其實大有妙處，除了是友人外，也可以造成「召喚認同」的修辭效果，比如胡亞敏《敘事學》中亦多引西方經典如卡繆《瘟疫》的句子來說明「我們」可以塑造敘述接受者；在許多政治演講詞裡都使用「我們」來增加對群體的凝聚力和感染力。整篇〈店鋪〉中的溫軟情味、柔和語調，「我們」和「它們」在其中當有發揮不起眼但重要的作用。純粹針對代名詞指要刪去，看不見整體的修辭作用，是「見樹不見林的專斷」（何福仁語，見下文）。其實在王氏臉書原PO下面，已有說 《The Elements of Style》之作者 E. B. White稱他書中的建設是給要求簡潔與精確的文類，只是基本原則，不能凌駕任何風格之上。任何「平實的文章」若要好看，都不能缺少風格、情味，而這些都需在不起眼的各種小處塑造。
至於「光線」，以筆者創作經驗來看，此詞甚有彈性，既有科學語彙的理性，又具形象化的詩意，歷來許多文學作品和詩句都此詞用來塑造意象。但求簡潔與語意清晰而要刪去，乃焚琴煮鶴。
西西《我城》在80年代受黃維樑批評「違反清通原則」、指須刪去一些詞語；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一文中引新批評宗師理查茲的理論反駁：理查茲將語言區別為科學語言和文學語言，稱後者為「情感語言」（emotive language），追求表達態度與情感，並不受一般邏輯規律的束縛，而是順從「內在的必然性」。何福仁循此說明，「我對她們點我的頭。」乃是情感與態度的表現，不能簡化為「我對她們點頭。」同樣，在〈店鋪〉中，「我們」、「它們」也可以是情感與態度的表現，如果把全文各處改成「我」、「店鋪」或無主語句子，情味必定大減，相反冷硬度會大增。那將是另一篇文章，並無法保證比西西原文更得讀者喜歡。
文學評論不是老師改作文
王偉雄的批評角度與方式，可上溯至余光中一系。當有人指西西的句子其實可愛有特色，王偉雄回應道，「甚麼強調呀、文筆節奏呀、慢鏡頭呀，可以用來替任何文字沙石解釋，例如朱自清這幾句：『黑暗重複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桔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裡充滿了幻滅的情思。』（《江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余光中批評他用了太多『我們』，是不是一句「是強調呀」便可以回應了？」這當然不是「強調」這麼簡單，按朱氏原文中「我們」乃構成頭韻排比句，對文氣、韻律與抒情都有重要效果。可以說，不喜歡朱氏這種情調和文風；但怎麼可以斷然否定人家的表述方式呢？你又不在當時的秦淮河，你又不是朱自清，你憑什麼說你知道該怎麼寫？作者有權以個人方式表述自己的經驗與感受，你可以不喜歡，但若以批改的方式來否定原作，旁觀者都會覺得你不尊重、冒犯。
余光中在七十年代末改戴望舒〈村姑〉詩、批評朱自清等五四作家，都是以指出「須要刪改文句並重寫」的方式來作批評。現代派小說名家施蟄存老人，說余光中對戴望舒的批評「目無餘子」、「盛氣凌人」，部分同意余光中的一些論點，但強調「用文學史觀點看，今天的缺點，反而是當時的優點。[…]今天余光中批評戴望舒，三十年後，也會有人用這些觀點評論余光中的。文學批評家，不可沒有歷史觀點！」詩人李育中說余光中「向好些前輩詩人 ，指指點點 ，說些事後諸葛亮的話 。好像五四以來 ，完整無缺的詩人和散文家只有他一人而已，這未免目中無人而又十分失態了吧 。」
余光中弟子黃維樑亦曾多度效法乃師，如在1982年出版的《怎樣讀詩》中，大量以「改寫來作批評」，印象最深如黃氏指馮至的 〈蛇 〉「第二節的末二行 ，不妨易為 『牠想那鬱茂的草原 — — 你頭上香軟濃密的烏絲 」。原文末行那個頓號實在多餘 。改寫中加上「香軟」二字以形容女子的秀髮 ，這樣才能吸引人 。」加入「香軟」一詞，在不少人眼中看來極其惡俗。這就是極其嚴重地，將自己的品味當成客觀標準來使用，並且持老師般高高在上的姿態來對文學前輩作批評。筆者前文稱之為「以改寫來批評」，也可以叫「清規戒律主義」、「語文老師症發作」，總之，它比一般的批評更易以惹來反感。文學評論其實有很多事可以做，閱讀、考證、討論美學問題、聯想而開出更多向度，像語文老師批改學生作文，其實也是自貶身價。
筆者一再鉤出前人討論，意在闡明，在不少文學人來看，這樣語文老師批改學生作文般的方法來作批評，是會被認為很無禮的。王偉雄教授自稱是個「文學外行人」，可能不知道。而設若某入到一間屋子，不知屋主規矩是要脫鞋，而沒有脫鞋，而被認為無禮，某可以說「我無意無禮，不知者不罪」，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我沒有無禮！」並破口回罵人家，會不會是更高層次的無禮呢？當然，有人「無禮」，可以生氣，也可以一笑置之。回頭想想，若我自己能在見到誰人改〈店鋪〉文句時保持冷靜，事情當可向更好方向發展。現下願超脫意氣之爭，在歷史上留下理性的討論，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