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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社會學上有一個概念,叫作「critical event」。意思是,當某件事情發生後,原本在社會上熟悉、約定俗成的概念和觀感,以及對社會的了解,在公眾以至是精英眼中,都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Critical event is….a contextually dramatic happening that leads to important shifts in public and elite perceptions of reality. (Staggenborg, 1991))</p><p id="24ca">當這些 critical event 出現後,並不代表原來的民調不可信,而是在這個時刻理解當時的民調時,必須把其他因素納入考慮去分析。需要注意的是,critical event 是重要的事件,但不代表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可以當成 critical event (<a href="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hl=zh-TW&amp;lr=&amp;id=WhasAgAAQBAJ&amp;oi=fnd&amp;pg=PT15&amp;dq=info:tiqfYdaRdg4J:scholar.google.com/&amp;ots=6hzyFkyGCz&amp;sig=GyidJ8Fk9edPixaPLpxd3UVGtEs&amp;redir_esc=y#v=onepage&amp;q&amp;f=false">陳韜文、李立峯,2010</a>)。</p><p id="2ab0">在香港此刻的環境中,我會認為,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並不是一個 critical event ,此事未有令公眾觀感翻天覆地的改變(對小粉紅或是,但對香港人而言不是)。反而在太子站內,警方揮棍毆打市民,無差別地使用胡椒噴霧,並透過電視傳播開去的,才是 critical event。</p><p id="9d3d">當晚警方的行為,顯示了和元朗721事件中截然不同的面貌,同時也是首次鏡頭前,大規模無差別地攻擊市民。在事件發生前,警方惹人詬病的是在元朗事件中的不作為,以及在各個示威埸所中濫用警權,在太子這次事件中,則令人對警方的壞印象,不再是印象,而是變成在眼前赤裸裸的事實。</p><p id="57b6">有人或者會問,警方濫權的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太子事件和早前的事件,又有什麼不同呢?</p><p id="d520">找找來自雨傘運動時期的學術研究文章,我們或可找到答案。傳播學者鄧鍵一<a href="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544750.2015.1086398">在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後數天</a>,在金鐘現場做過研究,發現電視直播催淚彈的畫面,是動員溫和派的最大能量。他指,電視直播傳播實時的催淚彈畫面,引發了不少溫和牌的心中的憤怒,令他們走上街頭,參與一場他們原本未必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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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麼前的抗爭。</p><p id="92a7">今次的事件當然遠不如928般震撼,但相信能令對警方還有一絲同情的人(即淺黃),對他們的最後一絲好感,都燃燒殆盡。今次透過電視「入屋」的暴力畫面,會令淺黃人士對示威者充滿同情,對警方的行為充滿憤怒,這種憤怒很有可能會令他們更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非在林鄭月娥撤回修訂後便「收貨」,令民調中顯示有近半示威者與政府應「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數字成疑問。</p><p id="99e4">再談第二點。</p><p id="3bf0">今次中大亞太研究所以電話訪問形式,訪問716名18歲或以上市民,有評論指「此716人不代表我」,質疑民調可信性。</p><p id="ec96">是的,單看訪問人數多寡,不可以代表整個社會。難道周融訪問李偲嫣及其 1000 個朋友,發現認同「李偲嫣是驚世大美人」,就可以代表整個香港?</p><p id="3fa7">關鍵在於抽樣方式。若以隨機抽樣方法選出,大約 1000 人左右,就足以代表整個社會,港大民研抽取的人數其實也經常少於 1000 人。面對不如自己想像的結果,不要首先質疑大學研究機構的可信性。</p><p id="268f">有人或者會問,不代表全民的民調,例如是示威現場的民調,又如何做?包括中大新傳院長李立峯在內的四個香港學者,近日發表有關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現場調查報告,訪問員會在特定範圍內,邀請遇見的第10個人填寫問卷,如遭拒絕,則會邀請之後遇見的第10個人。</p><p id="835c">延伸閱讀:</p><p id="9e68">https://m.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0907/s00001/1567794978100/中大民調-四成人撐堅持訴求-近半倡各讓一步</p><p id="ed04">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年8月</p><p id="45a3">Chan, J. M., & Lee, F. L. (2010). Media, social mobilis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power of a critical event. Routledge.</p><p id="cbd7">Tang, G. (2015). Mobilization by images: TV screen and mediated instant grievanc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4), 338–355.</p><p id="78af">(好似應該利個申,作者是傳播學哲學碩士研究生,學術甚麼的最好玩了(瘋狂揮手))</p></article></body>

《中大民研指,近半人倡政府市民各讓一步,可信嗎?》

明報今天報導,中大民調8月的調查指,有近半人認為示威者與政府應「各讓一步,求同存異」,惹來抨擊,甚至出現「明報是否黨報」的的聲音。

來自KH LO,是個很優秀的攝影記者,有幸曾共事

要解讀這個數字,以至是其他民研,要注意的有兩點:

一,民調的時機;

二,民調取樣人數和方式。

先談第一點。

今次的民研在8月21日至27日,即早於太子831當日,以及林鄭月娥撤回方案的日子。要明白這個數字,首先要把這些事件納入計算。

社會學上有一個概念,叫作「critical event」。意思是,當某件事情發生後,原本在社會上熟悉、約定俗成的概念和觀感,以及對社會的了解,在公眾以至是精英眼中,都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Critical event is….a contextually dramatic happening that leads to important shifts in public and elite perceptions of reality. (Staggenborg, 1991))

當這些 critical event 出現後,並不代表原來的民調不可信,而是在這個時刻理解當時的民調時,必須把其他因素納入考慮去分析。需要注意的是,critical event 是重要的事件,但不代表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可以當成 critical event (陳韜文、李立峯,2010)。

在香港此刻的環境中,我會認為,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並不是一個 critical event ,此事未有令公眾觀感翻天覆地的改變(對小粉紅或是,但對香港人而言不是)。反而在太子站內,警方揮棍毆打市民,無差別地使用胡椒噴霧,並透過電視傳播開去的,才是 critical event。

當晚警方的行為,顯示了和元朗721事件中截然不同的面貌,同時也是首次鏡頭前,大規模無差別地攻擊市民。在事件發生前,警方惹人詬病的是在元朗事件中的不作為,以及在各個示威埸所中濫用警權,在太子這次事件中,則令人對警方的壞印象,不再是印象,而是變成在眼前赤裸裸的事實。

有人或者會問,警方濫權的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太子事件和早前的事件,又有什麼不同呢?

找找來自雨傘運動時期的學術研究文章,我們或可找到答案。傳播學者鄧鍵一在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後數天,在金鐘現場做過研究,發現電視直播催淚彈的畫面,是動員溫和派的最大能量。他指,電視直播傳播實時的催淚彈畫面,引發了不少溫和牌的心中的憤怒,令他們走上街頭,參與一場他們原本未必會走得這麼前的抗爭。

今次的事件當然遠不如928般震撼,但相信能令對警方還有一絲同情的人(即淺黃),對他們的最後一絲好感,都燃燒殆盡。今次透過電視「入屋」的暴力畫面,會令淺黃人士對示威者充滿同情,對警方的行為充滿憤怒,這種憤怒很有可能會令他們更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非在林鄭月娥撤回修訂後便「收貨」,令民調中顯示有近半示威者與政府應「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數字成疑問。

再談第二點。

今次中大亞太研究所以電話訪問形式,訪問716名18歲或以上市民,有評論指「此716人不代表我」,質疑民調可信性。

是的,單看訪問人數多寡,不可以代表整個社會。難道周融訪問李偲嫣及其 1000 個朋友,發現認同「李偲嫣是驚世大美人」,就可以代表整個香港?

關鍵在於抽樣方式。若以隨機抽樣方法選出,大約 1000 人左右,就足以代表整個社會,港大民研抽取的人數其實也經常少於 1000 人。面對不如自己想像的結果,不要首先質疑大學研究機構的可信性。

有人或者會問,不代表全民的民調,例如是示威現場的民調,又如何做?包括中大新傳院長李立峯在內的四個香港學者,近日發表有關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現場調查報告,訪問員會在特定範圍內,邀請遇見的第10個人填寫問卷,如遭拒絕,則會邀請之後遇見的第10個人。

延伸閱讀:

https://m.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0907/s00001/1567794978100/中大民調-四成人撐堅持訴求-近半倡各讓一步

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鄭煒,《「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9年8月

Chan, J. M., & Lee, F. L. (2010). Media, social mobilis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power of a critical event. Routledge.

Tang, G. (2015). Mobilization by images: TV screen and mediated instant grievanc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4), 338–355.

(好似應該利個申,作者是傳播學哲學碩士研究生,學術甚麼的最好玩了(瘋狂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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