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7禍延母親（3）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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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隔離審查
7 禍延母親（3）
在父親隔離審查期間，母親也寫了《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我使用過的名字》、《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和《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父親既然受到審查，母親也就脫不了干係。特別是看到母親在《我使用過的名字》下半截寫的備忘，我知道母親單位的造反派對於挖出她和父親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是多麼有興趣：
“共兩份，交梁萍秋同志一份。外調和審查結合的，我不知是哪個單位。因在有些地方涉及香港工作，我已向梁說明，我無權暴露香港工作。但調查的同志要，是否講要看梁。梁和調查者都讓我說。梁並說”我們負責。”還要我補充了材料（共三個部分）。這是第二部分，我在香港的統戰關係。
68.11.24日備忘
1969年6月12日工宣隊正式審查黨籍，要這個材料，又抄一份。以上鋼筆寫的，是補充。
母親在《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在我聯繫的這批婦女中，後（不專負這工作時）主要和（其中幾個）聯繫。只是在一定時候找她們一起商量，在商量中把上級決定的政策貫徹下去，具體的事都是她們發動群眾自己幹的，我們從旁協助。””婦女界的統戰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統戰工作一樣，由於我社會主義祖國一天天強大和更加繁榮富強，香港群眾仰望祖國，即使工商界唯利是圖，也不能不依靠祖國。很多婦女把兒女送回來讀書，後來又在國內工作。她們知道不這樣是沒有出路的。這是做婦女工作的有利條件，是偉大祖國、偉大的黨給創造的條件。只有少數如紗廠、輪船公司的資本家，他們依靠帝國主義，才害怕帝國主義，和我們逐漸疏遠。”
〈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披露更多細節：
我們回北京後，因吳荻舟在外辦港澳組，每年五一、國慶，他往往負責港澳接待辦公室。過去又長期在香港工作，和新聞，電影界接觸多，所以新聞，電影界回來觀禮，有時來我家探訪。就我們來說，仍然是統戰工作，但不主動和儘量避免搞這樣的接待。他們來訪問，當時的接待辦公室有時事前，有時事後都知道，有時還要為他們準備車輛和陪同前來。如電影界一次集體來訪，有夏夢、陳思思、朱虹、高運、王小燕、馮琳、李嬙、胡小峯、韓雄飛、廖一原等（名字記不全，也可能搞混了，如廖一原記不清是不是那次來的），他們都是香港”長城”、”鳳凰”影業公司的演員、導演，廖一原是”新聯”公司經理（粵語影片公司），也是我在港電影工作的負責人（黨員），曾到中影公司來會談過。
“長城”影業公司的董事長周康年也到我家去過，後來他離開”長城”到香港南方公司任經理，現已死去。
新聞界如《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經濟導報”周明到我家去過。文匯、經濟導報都是我們的報刊，全是我同志。周是統戰關係，是組織把他安排在那兒的。他的身份、活動組織是瞭解的，那次來我家，就是事先經過勸阻，婉辭後他一定要來，就讓他來了。”
關於母親的黨籍，本來母親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歷是比較簡單的，她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掙錢養家糊口，並沒有參加抗宣隊工作，開頭和後期和隊在一起，受了苦，但是不算資歷[1]。到了新加坡，她下定決心參加工作，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人生，在1949年入了黨。她一直堅信這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父親的力量走上了自己的正道[2]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從1967年一直到文革結束，不停地折騰她的黨籍問題，到底問題出在哪呢？我看完她留下的全部資料，梳理出一個大概。
在新加坡，父親1948年緊急撤退。父親走前有一位黨員李珣開始和母親聯繫，可是父親走後有一個多月，李珣沒有來我們家，原來李珣也已經離開新加坡。後來李珣的後任林敏來找母親，等於又有黨組織來關心她了，她很努力地又工作了一年多。1949年由林敏介紹母親加入了中共。但是由於當時環境特殊，入黨手續也特殊，母親記錯了一些細節。她在〈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這份交代材料裡說：
這次革命群眾審查我，去找李珣時，李珣說她一點也記不得我了。我想大約她當時工作多，我只是她剛剛接觸的不成熟的培養對象，所以和我相反，她對我沒印象了。這也就證明我說她吸收我，林敏為我轉正是真正的大錯誤。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我當時對黨既沒有較多的感性認識，更談不上有理性的認識。這和後來林敏同志接著李珣培養我，吸收我入黨，而我對這件大事一方面興奮異常，死記住了這個日子，而對於其真正內容意義都沒有好好的記住，是一個道理。歸根結底，是階級覺悟問題，是對黨的認識問題。
吳撤走後，我在新加坡又逗留了一年多，然後回到香港。在香港又工作了12年多，我的工作能力不強，但主觀上是努力的。最大的問題，致命的問題，是長期來脫離群眾，脫離群眾鬥爭。20年來在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裡游泳，在地方党的領導下，著重了對敵人的鬥爭（英美蔣）。所處環境複雜，組織生活和學習都不正常，自己的覺悟不高，自覺性差，實質上是業務掛帥，沒有認識世界觀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是共產黨員忠不忠於黨、忠不忠於毛主席、忠不忠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更由於沒有經歷過群眾運動，沒有經受到群眾運動的大風雨、大世面，也就失去了接受群眾審查、糾正在新加坡入黨時一切不完整手續和忘記、記錯入黨的主要問題的嚴重錯誤。
這20年來，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歷史包袱。吳荻舟問題發生後的第二天，我向公司軍代表彙報有關我的黨籍問題時，我也只想到吳出了問題，應該重新審查（如何審查我是不知道的）。我懷疑吳，沒有懷疑自己、李珣、林敏。到群眾組織開始衝擊我時，我還理直氣壯。直到具體問題一個個提到面前，才吃驚和慢慢清醒過來，就是說20年來我再沒回憶過這事。1953年我的上級和我一起回廣州，談了幾天，後來寫了自傳，填了表，以為就是審查了，說明我仍然不懂得黨。
後來在革命群眾多次審查後，想到了自己在新加坡黨內接觸的範圍不廣，吳、李走後，只有林敏同志一人瞭解我的歷史，介紹人就只能是林敏了，是這樣推論出來的。但是宣誓、監誓、介紹人都由她一人兼，這種情況我想還是很特殊的。我想了很久，才把這個想法提出革命群眾組織。我還反復想過，根據我和林敏相處時的情況，我雖不知道當時新加坡的組織形式，但我相信林敏不會在沒有上級組織批准的情況下獨自決定接受我。林敏做事不是那樣沒有原則的。
在革命群眾審查我的黨籍時，我的態度是認真的。這是對黨負責的態度。經過清理階級鬥爭隊伍這個鬥爭後，我更清楚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入黨的具體情節記不得了，這是嚴重的錯誤，我願意接受黨紀的處分。但是1949.4.9日林敏同志領導我在新加坡東區某街（街名不記得了，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我的家）內宣誓，只有我們兩人，卻是清清楚楚，一點沒錯。
從1949.4.9–10月底我離新加坡前，在黨組織領導下，後來在何國霑、張偉賢的黨小組領導下，決定由我吸收張淑玉為民青團員，做學校的女教師和學生工作，並且參加了党領導的學運鬥爭這兩項（發展民青和何張的黨小組組織工作）說明我不是党領導的群眾協助黨的地下工作，而是黨組織的一個成員。
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實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時，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了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我長期在海外，甚至後來留在香港長期工作時，組織生活往往側重工作。黨的會議內容幾乎都給迫切的業務工作討論替代了，就是不突出毛澤東思想、階級教育，組織教育是很少的。我後來也認識自己缺少這一課，希望補上。當時領導同志對我們說將來給你們補。怎麼補呢？誰也沒說過。
我不斷的想，我這個黨員怎麼當的呢？20年了，還沒有階級覺悟，和在新加坡時幾乎一樣。毛主席教導說，”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 我想我就是那種思想上沒有完全入黨的黨員。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抱著”良好”願望，想在運動中為自己補上階級鬥爭這一課，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積極投入鬥爭。事實證明我又是”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者，在運動中又做了許多錯事，這才懂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刻指示：”要清楚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
今後，只有一個辦法，深入工農之中，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花十年八年時間，也要這樣做。
那天，同志們要我寫當時的思想，現在這樣寫了，如果不行就再寫。
張佩華68.11.20
這是第三部分，我在新加坡入黨時的思想情況，兩份交梁萍秋一份。是外調材料，不知道何單位。
[1] 參考第三章有關張佩華的各節。
[2] 參考第四章有關張佩華的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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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我們的工作，請幫忙拍手以讓更多人看見歷史真相。原文出自 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ttp://1967.hk.com on March 31,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