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六十年代-蘆蕩小舟 【第六章】初回北京【第1節】文山會海【中】

原文出自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文山會海 中】

我有父親吳荻舟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 — 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 — 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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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ttp://1967.hk.com on May 18,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