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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資反路線【上】

原文出自 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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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資反路線 上

送走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1966年6月中到7月底,父親吳荻舟作為“工作組”被派到外國專家局,分配到管理處,結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四十多天。

1966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領導運動。但是根據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的文章《關於文革初期工作組派出與撤銷問題》披露,8月1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不管怎樣是做了壞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更指責派工作組是“白色恐怖”,“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指出中央另有“資產階級司令部”。

通過父親的“自我檢查”,我瞭解到他在外專局執行“資反路線”的細節。父親說當時他並不知道那是“資反路線”,直到提前結束工作組工作回機關,“還自以為對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提前回機關,是因為風向變了,他們需要學習《十六條》,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紅旗社論[1] 等轉變認識。

1967年1月初他再次回到外專局住了一個星期,“聽取革命群眾的意見,接受批評”,終於“深刻認識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外專局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很嚴重的惡果”。1月7日,父親主動要求外專局群眾給他安排了一次“引火燒身的檢點,承認錯誤,向受害者和受蒙蔽著認罪,賠禮道歉”。

在這份五千多字的“自我檢查”裡,父親檢討了自己的“奴隸主義”、“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等。我有三份“自我檢查”草稿,一份寫於1967年3月7日,另二份寫於3月25日,還有一份草稿只有短短三頁(3月7日和25日的都是17頁),沒有日期,內文刪改很多,估計是更早期的,比如初稿,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成為3月7日和25日兩份草稿第一節的小標題——本節主要分析這兩篇草稿。

【自我檢查】首頁

(圖一: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

在此先把3月25日那份稿輯錄如下,然後與3月7日的比較一下,這樣既有助瞭解工作組的工作內容,特別是當時一些細節,瞭解“八條規定 ”和“十六條”具體是怎麼被執行的,也有助瞭解父親如何字斟酌句寫檢查,強化上綱上線批判自己。

自我檢查

我執行了資反路線

一.奴隸主義: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可是我這次參加工作組,沒有聽毛主席的話,卻中了大毒草“論修養”的毒,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奴隸主義的錯誤。當我接到通知參加外專局的工作組時,只想到“做黨的馴服工具”。我到外專局便不分晝夜地按照所謂的“八條規定”、按照黨組提出的“上下左右一起掃”、“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具體做法,以及黨組和工作組把當權派劃到隊長和管理員一級的決定,到處煽風點火,放手發動群眾起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任何人,揭發任何物”。這些“規定”、“做法”和“決定”,現在看的很清楚,都是錯誤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為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而提出來的、形“左”實右的反動東西。

當時我只滿足於所謂“大字報數字直線上升”,滿足於全局上上下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遍地開花”的表面現象,卻沒有根據紅旗第八期社論指出的運動方向(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針對著一小撮掛著共產主義的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是針對著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去分析一下大字報的矛頭指向哪裡,去分析一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矛頭指向哪裡。當時,大字報的數字上升得很快,到六月底七月上旬,已到達了萬多張,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矛頭指向處級以上的幹部,有五分之四的矛頭是指向一般幹部和群眾的,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重點也是指向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

雖然,當時的紅旗社論沒有像十六條那樣明確地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社論所指的方向,已經清楚,絕不是什麼“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物”,絕不是什麼“上下左右一起掃”,也絕不是什麼“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一齊掃”(有,當然要掃,但要放在後期掃)。如果當時對照一下,錯誤是可以發現的。

尤其到了六月下旬,外專局黨組書記XX被停職反省後,外專局的運動的矛頭,基本是指向處級以下的幹部和群眾,結果造成了8月23日事件,全局四十多位幹部和群眾被揪出來鬥爭。

以上情況很清楚地說明外專局的運動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而且沿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道路愈走愈遠。

至於我所說的“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那只是從現象看問題,不是從本質看問題。雖然,外專局的運動的確不像外事口有些單位那樣,出現過由於群眾貼工作組的大字報而組織“反擊”、“逆流”、“反妖風”,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假革命”之類的事,我離開時為止,也沒有正式宣佈過幹部和群眾誰是“黑幫”、黑線,也沒有正式給他們的“錯誤”定過性質。但是同樣,整過材料,排過隊,圍攻過幹部,圍攻過群眾,還有過8.20事件。這些不是我們工作奴隸主義地積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惡果嗎?

二.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

只有拋棄任何私心雜念,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在這段工作中,我就沒有做到這一點。解放軍報的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說,資產階級的“私”字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根源。我的頭腦裡正有個私字,才會執行反動路線而不自覺。以下是怕亂和怕工作落後、個人不光彩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

1.“怕”字當頭整了革命群眾

職工食堂有幾十位職工,平時鬧不團結,鬧小宗派,有時爭吵得還很激烈。我們到外專局不幾天,有一位青年職工向工作組揭發一位組長(黨員群眾)帶頭開“黑會”,準備整人,而且在會上還惡口威脅,誰把會上談的情況洩露出去就整誰。我聽了,不是去做那組長本人的工作,瞭解他為什麼要整人,也不到群眾中去弄清情況,而首先把他和食堂職工鬧不團結聯繫起來,懷疑他別有用心,怕搞亂了運動的方向,便貿貿然鼓勵那位青年職工起來揭發“黑會”,於是五六位參加黑會的群眾起來申明退出那個“黑會”,結果是搞垮了那個“黑會”,也整了那位組長。我這樣實際上就是整了群眾,挑動群眾鬥了群眾。

2.“私字”當頭整了幹部

修繕科科長剛從農村搞四清運動回來,聽說他工作不錯,原想吸收他參加活動分子隊伍,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科裡的活動分子來反映,XXX說他的問題很大,不亞於被停職反省的黨組書記XX(總支書記也說他把科搞獨立王國)。我便向總支書記建議先在運動中考驗一下再說。當時,局黨組代書記XXX在宣佈原黨組書記XX停職反省的大會上,提出趁群眾情緒高漲,抓緊時間掀起運動的第二個高潮。總支書記據此提了一個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的計劃。我贊成。實施後,一次揭發批判科長的小組長擴大會開得很糟,會上冷冷清清沒有揭出什麼問題來。於是我急了,怕高潮組織不起來,對總支和個人都不光彩。並主觀主義地想到有人說他的問題很大,為什麼沒有人起來揭發,一定是群眾未發動起來,蓋子未揭開,因此我向總支書記建議,把當天會上揭出來的問題,提上綱來,第二天在原定計劃的全科大會上做一次動員報告。他同意了。第二天的會果然開得火力很猛,那位說科長問題很大的XXX同志,也起來揭發了一些所謂的“三反材料”。我在大會結束時,念了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還講了幾句點火的話。現在看來這些做法根本是錯的。第一我不應該贊成總支提出來的那個計劃。那個計劃把全處幹部(隊長以上)列為揭發批判的對象,這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第二我不應建議利用那些材料上綱作動員報告。這樣等於給該科科長定了性質,第三不應該說那些帶傾向性的點火的話,這也等於給他的錯誤定了性質了。據說,8.23該科長也被揪出來鬥了。

[1] 10月3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說:”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只有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十六條。””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社論經毛澤東審閱。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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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ttp://1967.hk.com on June 2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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