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中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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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 證明材料 中
下面是吳荻舟回應外交部查詢寫的證明材料，署名時間分別是1971年10月27日和29日，我按照提綱順序排列如下。
（圖一：吳荻舟所寫證明材料被引用於余汝信著【香港，1967】。）
有關聯辦的證明材料（1）：
1967年6月28日總理接見時，是姜海在總理面前說沙頭角第一次鬥爭時駐軍把機槍清場。
後來劉作業[2] 、姚登山等因別的事去廣州，竟批評廣州駐軍的負責人（或廣州駐軍的其他人，記不清楚），引起廣州駐軍為此打電報給總理。
港辦知道這件事後，在一次辦公會上提出批評此事。
吳荻舟 1971.10.29
證明材料（2）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這樣：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3] ，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上述便條是誰寫的，我不知道。只記得是姜海拿來要我批發的（這點記不大清楚）。便條是寫好的，其中中央批准的意見由誰提的，我也不知道。
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總理怎麼說，我當時不在場，後來也沒有人對我說過，所以我不清楚。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4]，因為總理對總部署作指示的中途，總理要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記得有劉XX，還有一位駐四處的軍代表）到另外一房間研究和起草另外一個問題的方案[5] ，等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起草好出來等總理批示時，會已散了，西華廳上沒有別的人，就是我們幾個人坐在那裡等，後來總理出來作了口頭指示，等我（記得我還辦了其他案子後）回到朱XX、楊X、馬XX，林X等住的民族飯店，才知道他們已買好了次晨的飛機票（時間已快晚上十二點），回香港和廣州去，當時也沒有人告訴我總理對總部署未批，也沒有人告訴我最後總理是怎樣說的。
吳荻舟1971.10.27.
證明材料（３）
我記不起1967年6月20日港辦答覆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海員、公共汽車等處，還有貨車、船塢等）的覆信內容了。是誰起草，會上討論誰提什麼意見我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關於罷工問題（具體如海員罷工），我考慮過由於香港工人多年未搞過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怕思想上的準備不足，同時，還考慮到為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指示，使鬥爭高潮能起……，曾與羅貴波研究過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後來把這意見請示了總理，總理同意了這意見，通知了香港鬥爭指揮部。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4）
1967年7月下旬，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未回，港辦辦工會由宦鄉主持（這是羅臨去廣州時指定的）。在宦鄉主持的一次辦公會上，討論過限期照會、限港英於24小時（或48小時）內釋放被捕的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
會前我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有關這問題的電話，總理辦公室並沒有有關這事的具體指示，辦公會（包括討論限期照會的那次辦公會）是基本天天開的，那次會並不是我接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
限期照會案，是宦鄉提出要討論的。會上他也未說總理辦公室有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指示。
會上討論時，記得還提到給總理的請示報告中要寫上，如港英不作出相應的反應，我即採取行動，行動方案另報。談到釋放被捕人員可能性時，大家認為可能性不大，但說給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於是大家便通過了。
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報告送出後，我才按照羅過去的交代（凡報告送出後，要我給錢家棟打電話招呼一聲）給錢家棟同志打電話，錢問我釋放人的可能性時，我說不大，大家只是說對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錢和總理辦公室此處沒有說過別的話。
過了兩三天，總理還未批，我覺得這樣的照會內容很容易被動，如港英不依期作出相應反應，便陷我於被動，中央就要被迫上馬，這和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方針的指示不符，因此，羅……，回頭（記得送出該報告信的第三天）我便向羅彙報，提出我的意見，羅要我打電話給錢家棟同志，說羅要重新考慮，另把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總理的報告撤回來作罷了。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5）
關於香港搞大罷工問題，我未聽說廣州四處的林X等人曾用四處的名義向港辦發過這樣的電話：認為香港鬥爭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但記得鄭偉榮反映過四處的同志（是林X還是其他人，已記不起來）對鬥爭指揮部很有意見，提到有路線鬥爭的高度，當時港澳辦公室尚未提出要討論四處意見……領導問題，港辦未作出這類的決定和考慮。
記得為了進一步瞭解工會方面和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方面之間的意見，問題，曾派鄭偉榮去廣州請各方面的同志瞭解過，記得我（聽鄭瞭解了情況後的彙報時）提出要指揮部尊重和多聽工會方面的意見。
我沒有聽到工會方面的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反映，港辦辦公會上也未討論過這樣的問題，港辦未對此作過什麼決定和考慮，但對具體案件（如海員罷工）提出擬辦意見時，考慮過（以下缺頁）
以上證明材料，對提綱提出的五個方面基本都做出回應，但有些事父親直言已經記不清楚。
證明材料的「提綱」多半是根據某些人的交代擬就，或者由造反派、專案組因應他們要調查的某些人事自行擬就。有時候，這些提綱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因為難免有些提綱本身就不符合事實，是為了整某人而搜集”罪證”，無中生有。有人提供提綱的時候已經身陷囹圄，甚至被逼供訊，言不由衷；有的人就像父親在10月24日日記中所說：”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如果寫證明的人記性不好，內心不堅定，或者為人不厚道，和別人平時有矛盾，現在藉機整人……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導致所寫證明不符歷史事實，又或者寫成誣陷、栽贓的黑材料。像父親這樣直言”不記得”已經不容易。
由此想到：不知有多少不實材料塞在中國億萬人的檔案裡？
[2] 劉作業：在馬繼森上述著作中是”劉佐業”，當時任職外交部西歐司。
[3] “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討論方案的第二天、吳荻舟批這個條子的時候”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他在幹校日記裡說沒有批准這一句，只通知下面接車。
[4] “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71年寫證明文件的時候。當時有人在清理五一六等運動中交待，指方案未批，故吳荻舟有此回應。
[5] 吳荻舟在文稿《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提及此事：總理在”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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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ttp://1967.hk.com on September 22,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