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4 談話記錄 中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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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4 六七筆記 中
我整理了一份1967年6月7日晚父親和廣東、香港來的幹部朱曼平[2]、楊松[3] 、馬士榮、呂樹林、劉汝民等人的談話，就佐證了在六七暴動過程中組織指揮運作之不暢。第一次整理的時候，最後一頁缺失，經過在其他紙片之間留意尋找，三年後終於找到最後一頁，比起”大海撈針”還是幸運得多。
以下就是談話記錄全文：
（圖二：1967年6月7日談話記錄首頁。）
六月七日晚和朱曼平、楊松、馬士榮、呂樹林、劉汝民等同志談話的內容（6月24日記錄）
原來的計劃是總理指示後再務一天虛，統一認識後大家再回去，可是當我知道大家飛機票都買了，也就只好臨走前談談。我趕寫了一個報告，送到錢家棟同志處，趕到民族飯店，已是十一點多鐘，找齊了人，談了約莫四十多分鐘，所談的內容，簡單歸納起來是：
一．傳達總理三點補充指示
大會結束後，我和四處的同志根據總理關於四處工作的指示另外擬了一個報告送給總理後，總理又單獨和四處的同志談了約半小時，除原則批准了四處那個報告外，還對「鬥爭」做了三點補充指示。
1.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2.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當時是四處同志提出來請示後，總理說）。
3.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向總理報告美國現在在香港有二百多艘小船和二十多家經營這些船的公司，他們是來往香港和西貢[4] 之間，過去有些船員拒絕去，都離船，失去了這些陣地。改雇了不屬我工會的船員。請示總理，如果現在還有這樣的情況，是不是也不要動，總理同意），能去西貢的，還要隱蔽下去。
二．關於指揮部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商談的時間比較長，約莫四十分鐘，綜合起來有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1.指揮部的性質問題
2.指揮部與城工委、港澳工委的領導關係問題
3.指揮部的領導問題
4.上下線通氣問題
其中有不同意見的是第二個問題，有的說指揮部的決定，應由工委或城工委討論批准再上報請示，有的認為這樣行動就慢了。
我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所提關於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提出了以下意見：
1.指揮部應該是一個權力機構，相當於臨時黨組。北京現在根據總理的指示建立的「港澳辦公室」只是一個辦事機構，參謀機構。這次香港的反迫害鬥爭，總理親自抓。這樣，我的體會，指揮部就是直接向總理負責，是工委和城工委在協商的原則下，各派幹部（當然是主要幹部）參加這個組織，統一領導這次反迫害鬥爭。重大的決定，經過民主集中制，作出決定後，直接報中央（經港澳辦公室）請示。我認為，這樣的戰鬥體制，是最便捷的，緊急的問題，總理還同意連報告也可以不寫，只要電話請示。
2.既然指揮部作出的鬥爭計劃，重大鬥爭措施……直接報中央請示，那麼，工委和城工委就不是指揮部的上級領導，他的決定就不要經過四處或工委核轉上級領導，否則，周轉就慢了。（朱說過去是這樣做）
（談到這裡，楊松同志問）那麼，工委和指揮部的關係怎樣呢？過去是每個問題都由工委常委討論決定的。
（馬士榮同志說）今後就不要送四處批准上報，我們堅決貫徹和執行指揮部的決定（當然經中央批准）。
（我說）當然工委、城工委還是應該關心，提意見，保證鬥爭勝利的實現，組織保證，保證中央關於鬥爭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取得鬥爭勝利。
（楊松同志說）如果這樣，指揮部那裡有一個辦事的班子呢？不過這個可以利用工委的。
（朱曼平同志說）過去許多決定，還要得到廣州（四處）同意才貫徹下去。時間很慢。
（馬士榮同志說）今後我們不要他們報了，指揮部做了決定，就直接報中央批准，批准後，就直接向下貫徹執行。
（朱曼平同志說）過去上下線通氣很慢，往往要兩三天，才通得下去。
（馬士榮同志說）我們決定派能夠通下線的幹部參加指揮部，這樣就可以解決，這樣就方便了。前一段的確有這樣的缺點，有些決定敵人知道還比下線知道早，行動就很匆忙。這次我們除工會，教育已派了人參加之外，還決定派海員方面的幹部去參加，有些不便直通的我們回去研究辦法解決。
（我說）這樣能解決問題嗎？
（朱曼平同志說）這樣解決問題了。
（談到加強指揮部時，我提意見）過去提五人小組，是不是工委方面請老梁也參加呢？
（這次會上沒有人提到誰為主的問題）
（談到這裡，給”算賬、結賬”打斷了）
．．．．．．．．（朱走了）
（楊松同志有單獨對我說）這樣（指指揮部）做，我懷疑鬥爭領導的力量是弱了。
（我說）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呢？
（楊說）不要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
（我說）那麼，你回去和老梁老祁研究一下提一個意見報上來。（四處的同志已不在場）
（談話過程中還提到一些下線的反映，和根據上次的指示成立的”指揮部”，工委派祁參加，只是臨時的權宜做法）
吳荻舟67.6.24
父親在1967年9月28日一份”證明材料”裡再次提及這次談話：6月上旬，港澳工委、四處的同志聽了總理關於港澳同胞反迫害鬥爭的指示後，臨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6月7日），我找他們雙方（工委和四處）就建立指揮部的問題協商了一下。後來，我向港澳組的監督小組彙報時，未重視工委的楊松同志最後單獨和我談的幾句。當時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領導力量是弱了。”我問，”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他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最後，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和梁、祁研究一下，報個意見來。”（原話記不大清了，我寫的”紀要”已送鐘XX同志處），我以為事情就完了，工委後來也一直沒有報什麼意見來，可是矛盾倒越來越多了。可見我的政治敏感太差，對待問題又太粗枝大葉。當時沒有看出矛盾來，但同志們卻看到了。
看完父親的談話記錄，其中有三點令我頗感意外：1.明明”計劃總理指示後再務一天虛，統一認識”，但是竟沒有按計劃辦事；2. 大家對”指揮部與城工委、港澳工委的領導關係問題”分歧相當大；3.經過父親協調，大家漸漸統一認識，卻又給”算賬、結賬”打斷了。如此不順暢，疏漏這樣多，也難怪父親憂心忡忡。平時架床疊屋的組織系統，在危機處理的時候凸顯混亂。
[2] 朱曼平：由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派駐香港，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3] 楊松：歷任香港工聯會主席，港澳工委委員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
[4] 指越南的西貢，當時美越正在戰爭狀態，香港是美軍補給的據點之一。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ttp://1967.hk.com on September 13, 2020.
原文出自 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